最近,南京博物院引发强烈关注,你知道南京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物的主要由来吗?
1949年12月9日,成都新津机场,国民政府官员“行政院”院长阎锡山、副院长朱家骅、秘书长贾景德、政务委员陈立夫以及教育部部长杭立武——即将从此地撤离大陆,前往台湾。
飞机还没起飞,一帮人在机场默默等候。阎锡山随身带着两口箱子,一口被他坐着,另一口放在手边,神情恍惚,身体微摇。
杭立武一到机场便发现了阎锡山的反常,但没有深想。
直到朱家骅和陈立夫把他叫到一边,耳语一番,杭立武才明白,原来阎锡山两口箱子里装的是黄金。
而机场上其他政府要员,都正在为阎锡山的黄金犯愁——飞机小,人多,本身就已经超载,如果阎锡山还要带上他的黄金,大家性命堪忧。
但阎锡山,人称“山西土皇帝”又是此时的行政院长,是大家的上级,想要劝他放弃黄金,实属痴人做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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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立武与阎锡山关系一向亲厚,朱家骅和陈立夫便让他劝说阎锡山。杭立武想了半天,想出个主意,由他、朱家骅、陈立夫三人共同签字写一封保证书,保证只要阎锡山放弃这两箱黄金,到台北后由他们恳请蒋介石原数补给他。
这书生气十足的建议马上被朱家骅否决了。三人商议半天,没有结果。正一筹莫展之际,新的麻烦又来了,一个谁也没想到的人——著名画家张大千突然出现。
张大千乘着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张群的座车,车未停稳,便跳下车来,径直走到杭立武面前,说他带来了78幅敦煌临摹壁画,要求与这批画同机撤离。
张大千的请求遭到朱家骅等人拒绝,说:“飞机已经超载了,你那画又不只是几张轻飘飘的纸,那么重,还要加上一个你,怎么可能?”但杭立武知道,这78幅敦煌临摹壁画虽非古物,价值并不低。热爱文物的他想带走这批画,但眼前这架飞机的确再也多载不下一个胖“大师”和78幅画了。
朱家骅和陈立夫对杭立武说:“保护文物是你的责任,你要履责,我们不反对。你去说服阎锡山丢下黄金,把张大千和他的画带走吧。”
杭立武二话未说,径直转身从飞机上拿下自己的行李,对张大千道:“这里有二十几两黄金,是我的全部积蓄,现在我把它丢下来,运你的画去台湾。但是,我有一个条件,这个画将来不属于你,你要捐给故宫博物院,捐给政府。”
张大千见人家都把自己的全部家当扔了,只得满口答应,并当场在名片上写下了今后将画捐给故宫博物院的凭证。
如是这般,这最后一班飞机载着5名党国要员、一名艺术大师、两箱黄金和78幅壁画,一同飞抵台北松山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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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台北后,杭立武便将那78幅画交给“国立中央博物图书院馆联合管理处”保管。交接清点时,发现那78幅画作中只有62幅是敦煌临摹壁画,其余16幅是张大千私人收藏的古画。
国民党撤往台湾时,带走的文物可不止张大千这些画。从1948年12月21日中鼎轮起航,到1949年12月9日新津机场最后一班飞机,从大陆到台湾,共运出多少文物呢?
据统计,海运:中鼎轮、海沪轮、昆仑舰在64天时间里,从南京共运出分属六个机构的文物和档案5522箱,其中故宫博物院2972箱、中博筹备处852箱、中央图书馆644箱、中研院史语所976箱、北平图书馆18箱以及外交部60箱。空运:白市驿机场运出河南博物馆文物38箱,新津机场运出张大千62幅敦煌临摹壁画和16幅私藏古画。
此外,抗日战争胜利后,日本政府从1948年6月到1951年7月,将其在中国境内疯狂掠夺的部分珍贵文物分装109箱,分7批陆续归还中国。第一批4箱由昆仑舰运至台湾,其余105箱则从日本直接运往高雄港,再转运台中糖厂。
如此算来,除张大千62幅敦煌临摹壁画和16幅私藏古画外,直接间接运往台湾的珍贵文物一共有5606箱。
其中属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中央图书馆的文物都相继归还,河南博物馆的文物送到了台湾国立历史文物美术馆,即后来的国立历史博物馆。
剩下的3879箱25万多件文物归中博筹备处和故宫所有,中博筹备处和故宫于1965年12月合并为台北故宫博物院,这25万件文物最终便花落台北故宫博物院,也便是现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主要文物的由来。
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物的总量虽是当时原故宫的四分之一,但这些都是文物中的精品,其中玉器就有11445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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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送这些珍贵文物的主要负责人便是杭立武,而这不是杭立武第一次押运国宝了,杭立武也不止国宝“总镖头”这么简单。
1919年,杭立武考入金陵大学,1929年获伦敦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母校金陵大学研究教授。
1930年,杭立武接受中央大学聘请,担任中大政治系教授兼系主任。又因杨杏佛推荐,受聘为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次年4月,中英庚款会于南京成立,庚款会董事长朱家骅想聘请一位具有英国留学背景的中国青年,担任董事会总干事。经杨杏佛、梅光迪推荐,杭立武出任中英庚款董事会总干事。
1932年9月,中国政治学会在南京正式成立,取委员制,不设会长。杭立武当选总干事。
除了创建中国政治学会外,杭立武还在英国驻中国大使蓝普森爵士大力协助下,在南京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国际性的文化交流组织——“中英文化协会”。
杭立武还受蒋介石委派,担任蒋介石与英国驻华大使及邱吉尔首相驻华私人代表魏亚特的联络员。
整个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与英国之间的矛盾、冲突,一般都经杭立武从中斡旋而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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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杭立武某日阅报,看见一则报道说饶神父在上海设立难民区,济助上海受战火波及的妇女和儿童。
杭立武读完新闻后,担忧南京迟早沦为日寇之手,应该也在南京设立安全区,以免无辜百姓遭受日军荼毒。
于是,身为金陵大学董事会董事长的杭立武和南京的一些美国、德国友人成立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保护未及撤离的南京居民生命安全,并划定了包括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南京神学院在内的鼓楼、新街口、山西路一带五公里地方为安全区。
德国人拉贝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杭立武和美国人费吴生为安全区总干事和副总干事。
据日后何应钦估计,南京沦陷之后,至少有二十五万人涌进杭立武筹设的安全区,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幸免于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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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立武为筹设南京难民安全区,与南京市长马超俊时有往来。某日,马市长忽然向杭立武提议,应该将南京朝天宫也纳入安全区范围,因为朝天宫里存放了从北平故宫迁运南来的大批国宝。如果朝天宫纳入难民安全区,可保护这批珍宝免于战火威胁。
杭立武对此不以为然,认为“安全区”地图已送到日军手中,临时更改并不容易;况且,他对日军是否尊重“安全区”并不乐观。
但保护这批文物又事关重大,杭立武遂面见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张群,陈述转移文物意见。张群立即呈报身在外地的蒋介石,老蒋复电同意,并指示就让杭立武负责抢运文物。
杭立武本来只是提个意见,没想到自己却揽上了如此重任,只好把“安全区”事务交给副主任费吴生,自己全力投入文物抢运工作。
抗战时期,经费拮据,杭立武特地去关务署向英籍税务司借了十万元,作为迁运国宝的川资费用。
根据运输条件,杭立武制订了周密的转移计划,水路并进。陆路所需卡车、火车,由蒋介石下令派遣,供应无虞。水路则由杭立武租用英国轮船,沿着长江运往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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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船长不敢独自承担责任,一定要杭立武跟随押运。因为难民太多,杭立武上不了船,最后只好用绳子把他吊上了船。
这批文物历经艰辛最后安全运到重庆,抗战胜利后又运回南京。
随着国民党颓势,蒋介石决定再次将这批文物运往台湾,“总镖头”非有过押送经验的杭立武莫属了,此时曾任教育部常务次长、政务次长的杭立武任教育部部长。
接受任务后,杭立武抓紧筹集经费、洽定船只、制订搬运计划,于四个月内将这批文物全部安全送往台湾。
但在曾昭燏、徐森玉、吴有训、陶孟和等人联名反对下,其中有三批运到台湾的852箱文物又运回了大陆,这些文物便成了后来南京博物院文物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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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台湾后,杭立武继续担任教育部部长,筹建台湾故宫博物院,安置运至台湾的国宝,于87岁时安然去世。
而曾昭燏留下来担任了南京博物院院长,但“曾国藩后人”的身份成了曾昭燏原罪,二哥曾昭抡被划为“右派”的牵连让她深陷无休止的批判与检讨,1964年12月22日她在灵谷寺纵身跃下灵谷塔,终年55岁。
台北故宫博物院和南京博物院则都成了著名博物馆和“网红”,那些他们用生命呵护的文物无言见证着历史和后来……
(本文选自拙作《先生归来:南京民国老大学的那些人和事》)
涛哥俺最大的无奈是推介自己的书,我花十年时间写了《鲁迅的朋友圈》,全面系统深入书写了鲁迅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以望我们更加传承鲁迅。只是我现在无力让更多人看见,如果您相信涛哥请多支持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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