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年毛主席接见陈士榘询问：当初一起上井冈山的，现在还有多少人

1973年3月，北京细雨。中南海小礼堂里，身着浅色中山装的陈士榘刚刚落座，还未理顺思绪，就看见毛主席被工作人员缓缓推到厅中央。大幕未起，气氛已紧绷。主席伸手示意众人安静，随口一句：“陈士榘同志，当年咱们一道上井冈山的，还剩几位？”声音不高，却像冷锋划过铁皮，瞬间把所有人带回四十多年前那条泥泞山路。

陈士榘愣了两秒，脑海飞快翻页。二十岁出头的自己，背着步枪跟在卢德铭后面，第一次见到蓄长发的毛委员，既好奇又忐忑。那年深秋，文家市夜色昏黄，毛委员对伤员说“我们要找个落脚点”。听者半懂，却记住了那股从容。此刻面对主席，陈士榘给出了数字：“还有二十来人。”语音刚落，他自己都觉得这答案寒酸，毕竟井冈山第一批不到三百人，如今大多早已长眠他乡。

主席闻言，轻轻摆手：“都是托党的福。”这句看似平淡，却等于把功劳重新归位。会场一阵短促的吸气声，没人附和，也没人再追问。

气氛稍缓，人们才把目光重新投向眼前这位工程兵出身的上将。井冈山时期，他是警卫团小战士；湘赣边，他摸着黑渡河；赣南反围剿，他被炸断三根肋骨，左耳几乎聋掉；长征路，他在闽西山口岭一边流血一边背地图。1935年到达遵义，他撑着树杖听主席讲“军事要服从政治”。这条原则，他此后一生不曾松手。

抗战爆发后，陈士榘调八路军总部工兵部，炸桥、筑路、防空壕，哪样都离不开巧劲儿。他爱琢磨，“炸药不是愈多愈好，讲究位置。”同僚笑他抠门，他回一句：“多一斤炸药不如多一点脑子。”小半口语，小半技术，这人就是这么直。

1946年东北黑水站之战，他把二十分钟爆破窗口压到十二分钟，掐表夺桥。林彪挥手让他上前，当众夸一句“脑瓜子灵”。他耸肩回话：“不用夸，先请医生把我牙补上。”那颗牙从第一次反围剿掉到此时，折腾十年。后来周副主席亲自让邓颖超找口腔名医，才算了结。

新中国成立刚八年，中央决定布局“两弹”工程。毛主席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画了一个巴掌大的圆，笑着说：“原子弹就这么大，不搞不行。”众人面面相觑，陈士榘却抢过话头：“试试看，工兵能给国家打地基。”于是他放下司令部的公文包，带三十来号人直飞戈壁。风沙裹着石子砸脸，他说像当年井冈山的飞石，一样疼，一样提神。

1960年9月，苏方专家前脚离开，国产燃料点火的导弹后脚升空。聂荣臻在塔架下红着眼圈，张爱萍跳得鞋都掉。陈士榘压低嗓子喊：“我们的工程没问题！”收音机里传来一阵杂音，再然后，是爆响与回波。工程兵在沙漠戈壁打下的地桩，一根没歪。

1964年10月，罗布泊天幕闪白，蘑菇云冲天。周总理向文艺工作者宣布成功消息时，没提指挥员名字。陈士榘站在后排，拍拍作战服口袋，那里装着一把戈壁沙子。他悄声说：“这玩意儿重，得留作纪念。”旁人问留给谁，他答：“给还活着的井冈山老弟兄。”

时间又跳回1973年的礼堂。主席聊起军队干部调动，不紧不慢：“要多用西路军、四方面军的人。”陈士榘点头，补一句：“各方面都需要。”主席看他，眼里带笑：“你的风头出了不少，别急。”简单寒暄后，主席起身，工作人员连忙扶稳。双方告别，陈士榘敬礼，声音不大，却掷地有声：“祝主席安好。”这一幕，现场所有军中老兵都低头扣帽檐，没有人说话。

离开小礼堂，他在台阶上停了半分钟，似在回味主席那句“我们还是一个山头”。车子启动前，他对警卫说：“回军区先别写报告，给我半小时，我想把能记的名字都写下来。”警卫递上笔纸，陈士榘写得很慢，偶尔停笔叹气。名单写到十七个，他皱眉，努力搜索，却实在想不起剩下的几位究竟在哪一年倒下。纸张最后空着三行，他随手画了井冈山的轮廓线，没再添字。

1995年盛夏，医院的空调忽冷忽热。他心率不稳，护士劝说少讲话。他却摇头，要身边人把当年毛主席那封慰问信内容给他复述。信早丢了，只能靠记忆。照顾他的老警卫开口一句：“主席让你安心养伤，早日归队。”陈士榘闭眼，嘴角轻微上扬，那条戈壁取回的沙子此时仍在枕边小盒里，触手微温。

同年8月22日凌晨，呼吸监测仪骤然拉长一线，静音灯亮起。值班医生记录时间，护士悄声整理遗物。桌边散着一张泛黄便笺，字迹凌乱，却清晰可辨：井冈山，秋收，卢德铭，毛委员，二十余人。再往下是一行空格，空格下面，是一粒卡在纸缝的细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