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之变的关键不在器物，而在人的观念——马勇《古今之变》新书发布会要点分享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历史亦如长河，一去而不复。我们梳理过去，是为了看清现在，更是为了探索将来。

李鸿章评价晚清社会，用一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来形容，其中核心是“变”。从1840年开始，古今东西相冲突，社会犹如一个巨大的漩涡，一切都在激烈碰撞，经济上的、制度上的、观念上的“变”，促使中国循现代化方向不断向前。

12月7日，浙江人民出版社、先知书店联合主办“思考晚清变革的真问题——《古今之变》新书发布会”，邀请本书作者、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任剑涛，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王东杰三位老师，围绕“现代化”相关问题进行对谈。

古今之变，变在哪里？中国现代化面临哪些问题？未来发展需要注意什么？如果您没能亲临现场，倾听三位老师的解答，不妨读读这篇文章。我们系统梳理了这场发布会的相关要点，让您更快、更明白地了解晚清古今之变以及中国现代化相关问题。

帝制终章

甲午战后的古今之变

什么是古今之变？三位老师告诉我们，区分古、今，不单纯是以科学技术上的飞跃以及工业革命的发生、发展为依据，那还是局限在“器物”层面，不是“道”的追求。

“器”是指实体，是物质存在；“道”是思想、制度，是上层建筑。在“道”“器”之间，由“器”向“道”的转变，即为“古今之变”，三位老师强调，这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在于规范权力。

01.甲午战争将中国历史拦腰斩断

中国的“古今之变”发生在什么时候？马勇老师认为应该是在1895年。他指出：“甲午战争将中国的历史拦腰斩断。”

▲马勇

在这之前，中国自认为文化制度都领先世界，长期将西方科学视为“奇技淫巧”，即便是学习西方的洋务运动，也只承认中西差距只是在器物方面。问题是甲午一战，北洋海军全军覆灭，这迫使人们反思，甚至连清政府的“合法性”都遭到质疑。

改革者倡导建立责任政府，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技救国等各种思潮也都是在1895 年之后才出现。而制度变革也同样一波接续一波，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可以说，中国有体制性的、整体性的变革，是在1895年之后才越来越清晰。

02.有形帝制与无形帝制

马勇老师的这本《古今之变：帝制终章与现代化迷思》，主要探讨的时间段是在1894—1917年。选择1894年开篇，原因已如上述，而截止于1917年，是因为帝制自张勋复辟以后再难重回，共和体制已是历史大势。

中国帝制真正退出舞台，是在什么时候？马勇老师的回答是在1945年。

1912年清帝退位，退到了紫禁城之内。袁世凯、张勋复辟，导致对帝制存在的必要性进行了激烈讨论，可是依旧未能彻底把它废除。直到1925 年，冯玉祥将溥仪驱逐出宫，算是一个标志性事件。但是溥仪后来又与日本勾连，建立了伪满政权，直到1945年“康德皇帝”退位，中国帝制才算彻底告终。

▲1945年溥仪逃往通化后召开最后的御前会议，宣读退位诏书

任剑涛老师提醒我们要注意，有形的帝制虽然在制度层面上终结了，但无形的帝制思维却长期存在，例如对权力的崇拜与过度追求，都是帝制思维的遗存，类似袁世凯、张勋复辟就是证明，中国曾一度在共和与帝制之间徘徊。

现代化迷思

自我麻痹与彼此推诿

中国现代化探索一直是在曲折中往复，蹒跚向前。甚至有学者认为，迟至今日，它依然欠缺“临门一脚”。中国现代化面临怎样的问题？在近代史上，为什么日本的改革更成功，而中国却遭遇一连串的失败？一系列问题仍有待我们继续追问。

01.如何面对传统

关于“李约瑟之问”

中国古代拥有很发达的技术，为什么没有首先在中国发展出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类似问题，最先提出者是英国科技史学者李约瑟。其中最主要的疑问有两层：一是中国传统中是否包含现代性因子或萌芽？二是为何中国古代曾经的领先没有转化为现代化的领先？

▲王东杰

王东杰老师认为，历史谈不上偶然或必然，“李约瑟之问”本身是有问题的，它明显是一种“后置后发之见”，是事实发生后再去倒推，实际上现代科技革命是众多因素合成的结果。而历史没有实验室，我们不可能重做一遍。

马勇老师提出，很多人喜欢把中国传统中的现代性因子当成“现代文明的萌芽”，甚至盲目比附西方的现代政治、经济制度。但古代和现代的生活方式、社会秩序、人际关系存在本质差异。历史研究要实事求是，不能盲目自信。

最早将西方制度与中国传统进行比附的代表人物，是劳乃宣和郭嵩焘。他们看到英国的议会制度、司法审判制度、辩护制度等，感到非常震撼，但仔细推敲，又认为没有什么新花样，在中国的夏商周所谓“三代之治”里，早就有这样的传统。

马勇老师强调，萌芽就是萌芽，它没有开花结果。强行的比附是一种心理上的自我安慰。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要解决它的社会管制、社会治理和人际关系，最典型的是建立契约制度，而在农业文明里，主要就是熟人社会，彼此比附，显然不合时宜。

02.近代中日改革比较

为何前者成功、后者失败？

中日之间，在近代史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同样面临西方的冲击，又有相似的文化结构和历史包袱，比较二者的改革，为何日本成功，而中国却失败？

马勇老师认为，在过去几百年来来，中日之间走的并不是同一条道路。中国大约从明朝开始已经和外界渐渐隔绝，并且中国是君主一统制，而日本是封建制，日本国内曾经有200多个藩，每个藩自己有权利决定和外部的交往，保持着一定的外部交流。中国对外贸易，只关注白银，对技术性的进步并不关注，往往污蔑为“奇技淫巧”，而日本人在西方入侵后，已经开始重视贸易和商业文明。

▲1871年12月23日，日本岩仓使团在横滨启航，去西方考察。

诸如这样的例子仍有许多，例如日本很早便派出使团学习西方，而中国官方真正派出使团的时间是在1905年，所以中日之间的改革其实很难放在同一个平台上讨论。

王东杰老师进一步补充，一方面，中日两国无论从传统文化还是社会结构、政治结构等，都存在很大差异，把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放在一起比较，并不科学。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的改革还在进行之中，现在下结论为时过早。同时还需要考虑体量问题，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要转身，确实不容易。

任剑涛老师则是一如既往的犀利，他认为对于中国现代化，我们已经形成了一种负面的思维定势，叫作“委过于人”。我们要反省的是为什么别人能做到，而我们自己做不到？我们都在找理由，责怪知识分子眼界不高，责怪大众没有觉醒，这些因素都成立，也都不成立。你说国家大，加拿大998万平方公里；你说人口多，印度人口不比中国少；你说遭受侵略，日本也同样经历过侵略。但是在改革方面，这些国家都做了比较成功的尝试。显然简单找借口，并不具备说服力。

03.放弃阿Q精神

面对现代化的三种心态

任剑涛老师指出，中国现代化转折，鲁迅堪称典范，他最伟大的一项发明就是“阿Q精神”，他诊断了民族的社会病。

▲任剑涛

鲁迅在提醒我们，中国人很容易陷入一种精神胜利法。自近代以来，我们一直在构造我们面对西方强敌的胜利，直到今天也不改变。现在的青年一辈，在朋友圈或社交媒体中已经向全世界主要和次要国家不止一次宣战。但事实是什么呢？是我们在延缓现代化的步伐。

任剑涛认为，关于现代化问题，现在社会上主要存在三种心态：第一是近代以来的慕强心理。我们羡慕人家可以富强，有科学技术上的优势，但转过身来却变成了我们对历史的傲慢和对现实的自卑；

第二是我们不承认我们在实现古今之变上面的缓慢。作为古今之变，最重要的是规范国家权力。直到现在，仍有一些人对权力盲目崇拜。

第三是比较。这种比较心态不是客观的事实性比较，而是争输赢比摆事实更强烈，我们中华民族有不服输的优点，但是这常常让我们不顾事实，这种心态很容易扭曲，最后却徒逞口舌之力。

实现现代化

重新回到人的立场

实现现代化，不是在彼岸，而是在此岸。不是在别人，而是在自身。现代化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每一个人都不是观望者，而是参与者，只有每个人都具备了现代意识，才是现代化的真正实现之时。

不选择道路，只确定目标

关于现代化，存在各种道路，各种学说，各种概念，如何辨析？三位老师告诉我们，不要区分得过于精细，也不要事先选择道路，只要以开放的姿态，让民间去自由实践。

马勇老师梳理近代历程，指出在甲午战后，中国的改革方向已经明确，核心就是对最高权力的变革。为了防止君主犯错，主张皇权不能够直接掌握政治，要给君主建立一个外脑，就是政府，实际上袁世凯也好，张勋也好，他们所要建构的还是一个君主主导下的限权体制。后来共和制的提出，核心也是这样的思路，基本上是一个继续延伸的问题，都在这个轨道上延伸。

▲袁世凯临时政府

任剑涛老师也认为，观念永远是混乱的，一个概念，人们使用的偏好稍有调整，就会注入新内容。我们不要把事实世界的博弈变成观念世界的澄清。他甚至打趣说，自己都想好了自己的墓志铭：“一个终身致力于限制权力的人埋葬于此。”

王东杰老师强调，概念存在矛盾是很正常的。在任何时候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观点，而且应该给这些观点充分的讨论空间和时间。洋务运动没做多少年，戊戌变法起来了，梁启超说洋务运动都是错的，不管用，我们要有新东西。类似这般不断否定前面的结果，永远没有一个延续性，这样很难成功。任何时候新的开始也都建立在前面的基础之上，我们不能一直这样不断地否定。

自由是一切进步的前置条件

马勇老师介绍说，严复是最早引进西方观点的人。他有一句话，大致意思是：自由是一切进步的前置条件。后来他又发生了一个调整，提出“群己权界”，意思是说，追求自己的自由，要保障别人的自由。

▲严复翻译的《群己权界论》

马勇老师认为，现代化最大的问题还是个人能不能自由的问题。能自由，才会有追求进步的动力。从根本原因上来讲，还是要把人解放出来，让人能有一种自由的思想，自由的行动，自由的观察。

任剑涛老师认为，实现现代化不要推诿于别人，要从自我做起，尤其是知识分子，要承担起自我责任。

一个国家的选择，是这个国家中所有人共同的选择，尤其是国家中的精英群体。与其说我们要对大众进行启蒙，不如说我们自我启蒙。因为对大众启蒙既无必要，也不可能，大众主要服从于生活逻辑，而中国的精英们首先要有自我剖析的能力。我们不必找理由，要务实地解决问题，不要互相责怪，要彼此合作。

实现现代化要重回人的立场

马勇老师说，现代化最核心的内容还是人的现代化。王东杰老师提醒我们，关于现代化问题，最重要的就是要重新回归到人的立场上，包括自由，其实只有在人的立场上来讲才管用。

实际上，我们要思考的是，为什么今天中国人还对权力那么迷信？还都在指望别人给我们带来现代化，而忽略了我们自己每个人都是其中一份子，都有责任。严格说来，现代化是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状态、未来发展的一件大事情。任剑涛老师强调，如果这个心态不摆正，那我们现代化依然遥遥无期。

当然，想要更深入地了解何为古今之变，古今之变对当下现代化有哪些启发，马勇老师的这本《古今之变：帝制终章与现代化迷思》值得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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