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叶飞和中央争抢贺敏学，贺：我好似一个要出嫁的姑娘

1958年3月初的北京依旧带着料峭春寒，一纸从福州发来的电报却让中组部的办公室热闹起来。电报很短，只有一句核心请求：福建工业基础薄弱，急需贺敏学到任副省长。落款——叶飞。几乎同一时间，国务院人事方案已经把贺敏学列入中央建筑工程部第一副部长的名单。于是，“抢人大战”在安静的长安街两头悄悄展开。

弄清楚这场争夺的来龙去脉，得从叶飞为何紧盯贺敏学说起。1956年底，华东地区的钢材与水泥指标连续两季度下滑，福建尤为明显。造船厂进度拖延，纤维厂设备空转，叶飞心里急火攻心，可是空有决心没有良将，项目还是在原地打转。与其守株待兔，不如从全国范围内找个能把纸面规划真正落到砖石钢梁上的人。叶飞想到了十年前在上海“抢时间、抢材料、抢质量”干得虎虎生风的贺敏学，他确信这位江西永新人能把福建的工业底子托起来。

而中央不肯松手也有充足理由。彼时国家正在规划第二个五年计划，重化工业密集开工，需要一位既懂工程又熟悉部队建制的行家坐镇部委。贺敏学早已在华东、西北两处重点建设区里证明自己，提拔他入京顺理成章。一边是地方拼命喊“救场”，一边是中央要“统筹”，双方自然僵持。

贺敏学究竟有什么魔力？他的履历很难复制。1917年，他在永新一个书香之家呱呱坠地。家学渊源本该指向私塾、科举，可他偏不，少年阶段就因“路见不平”打抱不平，小镇上人人都说这孩子有点反骨。1927年永新暴动爆发，他已是青年骨干。暴动失败，亲友满门遭殃，悬赏通告贴满街巷，他背着两位妹妹与父母连夜出逃。血债刻在心上，从那以后，他认定革命没有退路可走。

最能体现贺敏学组织天赋的，当属井冈山时期。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到达边界时，需要地方武装袁文才部的支持。两支队伍本来互不隶属，磨合难度极大。贺敏学凭借与袁、王等地方头领多年的交情，连续数天穿梭调和。最终，双方约定“共守井冈，共筹粮械”。一支播下火种的红军，就此站稳根脚。毛泽东后来回忆当年情景，多次提到贺敏学“穿针引线”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贺敏学又被派到上海。那是1950年年底，淞沪铁路沿线仍残存战火痕迹，居民区破败不堪。他到任第二天就拉着一帮工程兵进棚户区量尺寸、记地势。后来为了培养本地技术骨干，他干脆在香港路一处旧仓库里办起了“建筑工程训练班”，白天上工地，晚上上课。学校只有三间教室，一张黑板，却在两年内向工地输送了两千多名技术员。上海人至今记得，那段时间里凡是带安全帽的工人，只要能报出“工程训练班”字号，巡逻队都会格外敬礼。

1955年，他又调往西安，担任西北工程管理总局局长。有人劝他，“西北苦寒，您在上海好歹还有间像样办公室。”他只淡淡一句，“哪里需要就去哪里。”半年后，十万建筑大军已在渭水两岸开起基坑。一天深夜他发高烧仍拖着软棉棉的双腿到现场查脚手架，军医拗不过他，只能在工地给他打了两针青霉素。西安的干部后来回忆：“贺局长白天批图纸，夜里查进度，我们想怠工都不好意思。”

也正因这些硬核履历，中央才不愿意把人放到地方。争论焦点终于落在了中组部副部长宋任穷这里。宋任穷与贺敏学在井冈山就是老战友，他拨通电话：“老贺，叶飞要你去福建，中央也要你留北京，你想怎么干？”电话那头传来爽朗的笑声，“我好似一个要出嫁的姑娘，叶家要娶我，你在中间做媒。”短短一句，既表明态度，也显得云淡风轻。宋任穷半开玩笑回道：“那就别推三阻四，收拾行李吧。”对话不长，却让多年友谊生动可感。

就这样，1958年5月，贺敏学抵达福州。没有欢迎仪式，他直接去了马尾船厂。厂区潮湿闷热，他在海风里站了足足半天，问清设备进厂、安装、调试每个环节，随后拍板：把闲置在角落的两台旧龙门吊先修复，先保证船体下水，不等新设备。工人们觉得这位省里来的副省长有点“拼”，但好感却迅速建立。三个月后，福建第一艘3000吨级远洋货轮在锣鼓声中滑入闽江。

与此同时，福州纤维厂、三明钢铁厂、泉州发电厂相继开工。为了抢时间，他把办公室设在工地，常年灰头土脸。夜里批文时他喜欢喝开水泡牛奶，这个小习惯从上海沿用到福建。秘书抱怨，“牛奶烫一下味道怪。”他摆摆手，“补充点热量，别计较”。

进入八十年代，福建经济总量突飞猛进，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居沿海前列。那时候他已年过七旬，仍坐着吉普奔走。一次调研归来，司机提醒路滑慢点，他却笑说，“快点开，时间就是钢筋水泥。”

1988年4月26日清晨，鼓山疗养院传出噩耗，贺敏学因突发心脏病抢救无效，终年八十四岁。第二年，他的骨灰被家属护送回井冈山，安放在他曾战斗过的那片红色土地。至此，一生“听令就走”的贺敏学，最终躺回了最初出发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