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上海解放后，一国军中将上门恳求堂弟陈毅：放我一个朋友

1949年6月初的一个清晨，瑞金路小楼的院门还没完全打开，警卫就报告：“外面来了一位穿旧军装的先生，自称陈修和。”陈毅放下手中的公文，抬眼望去：“请他进来。”短短十来分钟，两位阔别多年的堂兄弟在走廊重逢，空气里夹杂着硝烟散尽后的尴尬与亲切。

寒暄没有持续太久，陈修和直接切入正题：“我来，是想替胡蔚说句话。”这位曾任国民党兵工署司长的技术专家，因战前职务而被关在警备司里。陈修和语速放缓：“他懂机械，也懂火药，如今新政权正缺这类人才，关着可惜。”一句“放我一个朋友”，既是恳求，也是判断新局势的试探。

陈毅沉默片刻，只用一行字批在条子上：“立即核查，符合政策者释放。”处理干脆，没有任何亲疏附带条件。次日拂晓，胡蔚获释，并被安排到新亚酒店124号报到。消息像针线一样，迅速把仍在观望的兵工技术员一股脑牵到办事处，三天里到案二百余人。

场面看似轻描淡写，却踩在上海接管的关键节点上。决心从何而来？得从兄弟二人迥异的成长轨迹说起。

二十世纪初，四川乐至的陈家五兄弟同在私塾诵读《天工开物》，家中长辈变卖了四十亩良田，盼后辈“读洋书，弄机器”。1913年，排行老大的陈修和考进成都高等工业学校；三年后，小弟陈毅进入四川甲种工业学校。二人都喊过“实业救国”，但人生拐点往往在细节里悄悄出现。

1918年，赴法勤工俭学名额只够两人旅费，陈毅与二哥远赴欧洲，陈修和因费用短缺留在国内。兄弟分线，由此定格：一个在巴黎街头阅读《共产党宣言》，一个在长江码头筹划川江航运。

随后数年，国防工业屡遭军阀掣肘。船被扣、厂被劫，陈修和一次次碰壁，渐悟“徒有技术，无国家安定，一切皆空”。大革命爆发，黄埔军校第五期录取通知飞到他手里。课堂外，左右派争论激烈，他却始终企图充当缓冲阀，在军人与工程师两种身份间寻找平衡。

1927年武汉，兄弟俩匆匆碰面。陈毅即将奔赴南昌起义，临别递上一封写给朱德的介绍信：“路上若有变故，九江见。”短短一句，夹着战争逼近的焦躁，也夹着堂兄弟最朴素的牵挂。

抗战时期，陈修和获派西南，营建兵工体系，又负责打通缅印物资线。作坊林立的滇黔深山被他改造成流水化生产线，美国政府授予桐棕自由勋章。蒋介石看重他的勤勉与技术，却忽视他的政治独立。

1946年秋，蒋介石在南京办公室里突然抛出一句：“共产党中的陈毅是你弟弟？”陈修和心中一凛，却仍答得平静。随即被委派北平军调部，试图借血缘游说陈毅。计划最终落空，原因简单——陈毅没有价码可谈。

同年冬天，陈修和被派往沈阳，出任兵工总厂长。辽沈战役打响，蒋介石电令破坏设备，他与卫立煌合演“拖字诀”。工厂机器得以完好留存，新中国建军在东北有了现成的重炮线，不得不说，他的抵抗方式别具一格。

1948年11月，沈阳城头升起红旗，飞机盘旋却未能带他南飞。蒋介石在南京反复自语：“陈修和为什么不回来？”答案其实不复杂：兵工专家终于找到了能完整施展的平台。

上海解放后，华东局着手整合技术力量。朱德一封电报：“辅佐陈毅，安置兵工界。”陈修和南下，住进瑞金路小楼。白天，他在124号房间登记、谈话、归档；夜里，给邓小平拟写西南工业规划。纸上第一条就是成渝铁路。邓小平成竹在胸：“这事不能再拖。”

8月中旬，二十多名司局长级工程师答应随军西进。文书写好后，陈修和只加了一句手批：“若要机器响，先让人才到。”谁也没想到，这支队伍后来为成渝线提供了全部机车检修方案。

兄弟情谊在琐碎日常里延续。每逢周末，陈毅总会带两斤苏式面包登门，“尝尝刚出的新品种。”兵工厂长与上海市长的对话不谈政治，多是设备、新钢种、运输瓶颈。一次谈到冷轧薄板，陈毅顺手记在便签：“这东西，将来造汽车要用。”

1950年初春，西南局急电催人，陈修和启程赴渝。车过闵行，他回头望向江面，自言自语：“胡蔚那事，算是迈对了第一步。”解放初期对技术人员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由这次“放人”奠定基调。

1953年春，梧桐吐芽，瑞金路小楼前兄弟二人并肩站了一会儿。院里机器的轰鸣声隔得不远，却已属于崭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