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险！日本百年前就开始毒害中国人思想，康有为、孙中山都曾中招

1898年秋末的东京，横滨港的风里夹杂着特殊的气息。刚刚经历戊戌变法失败的康有为，被日本政要犬养毅接至东京，礼遇有加。孙中山也在日本活动，两位同样怀抱救国之志的广东人，却在日本的精心安排下始终无法真正合作。

日本政府表面热情好客，背后却藏着精密算计：通过扶持中国政治精英，影响未来中国走向。无论是康有为的保皇派还是孙中山的革命派，在日本人眼中都只是实现野心的棋子。

赵老师颤抖地在黑板上写下“我是中国人”五个大字，哽咽道：“今天也是我们的‘最后一课’，从现在起，我们也是亡国奴了。”

这所学校之后停课，直到伪满洲国成立才复学。但学生们再也没见到赵老师——据说他参加了抗日队伍。日伪当局很快焚毁原有教材，仅1932年3月至7月就焚烧中国课本650余万册。取而代之的是宣扬“日满亲善”“王道乐土”的奴化教材。

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后，迅速颁布《出版法》，禁止出版反对日伪政权、反抗殖民统治的爱国读物。1934年又出台《电影管理及实施细则》，将电影纳入殖民统治工具。

日伪当局将日语列为“国语”，强制学生学习。伪满时期就读于吉林第二国民高等学校的徐德源回忆：“从我上小学三年级起，学校就开设了日语课，每天放学前老师在黑板上写一段日语，要求我们必须抄录下来背诵。”

更险恶的是矢野仁一炮制的“满蒙非中国论”，完全割裂中国东北、蒙古高原与中原腹地的历史联系。这些理论为“伪满洲国”等傀儡政权制造“法理”依据，是赤裸裸的学术侵略。

历史学家顾颉刚1939年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自从明治天皇定下政策，打算征服中国必先攫夺满蒙，便硬造出‘中国本部’这个名词，析出边疆于‘本部’之外，拿来欺骗中国及世界人士。”

日本对华认知战的重要一环，是对中国政治精英进行分化拉拢。

甲午战后，日本政府认为清朝多则三十年、少则十年必会亡国，于是积极寻找培养下届政府的代理人。在这个背景下，广州起义失败后的孙中山于1896年来到日本，得到日本朝野欢迎。

戊戌政变失败后，康有为逃往日本，受到更高规格的接待。在日本人看来，康有为更加“奇货可居”——他名气大，影响力广，是最能影响光绪皇帝的人。日本认为帮助康有为支持光绪复辟，比支持孙中山建立新政府更容易掌控中国。

日本政客犬养毅等人极力撮合孙中山与康有为合作，但两人理念迥异。康有为以光绪帝在海外的代言人自居，称孙中山是“钦犯”，拒绝见面。孙中山数次登门拜访，均被拒绝。

康有为的选择也受到革命党内部分歧的影响。当时革命党分裂为“孙派”和“杨派”，康有为选择了由香港中上层人物组成、实力更强的“杨派”，而非连吃饭都成问题的孙中山。

日本对华认知战的重要手段是舆论操纵与媒体收买，这一传统延续至今。

上世纪三十年代，日本舆论欺骗达到高峰。1928年“皇姑屯事件”后，日本谎称爆炸系“南方国民政府便衣队员”所为。1931年，日本利用《朝鲜日报》记者金利三捏造“万宝山事件”。

日本关东军制造“柳条湖事件”后，反而诬陷中国军队，《盛京时报》更不顾事实真相，大肆为日军传播谎言，将责任推给中国。

南京大屠杀发生后，日本通过随军记者散布不实报道，并收买西方媒体记者掩盖真相。同时严格限制西方记者进入南京，阻断信息来源。

这种舆论操纵术至今仍被日本右翼势力沿用。2010年中国渔船与日本巡逻船相撞事件后，日本外务省立即召开记者会强调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主流媒体紧随其后渲染反华情绪。

日本百年前的对华认知战，今天看来依然令人心惊。其核心手段——分化精英、扭曲历史、操控舆论，依然具有现实警示意义。

年轻人更需要培养历史辨别力。日本殖民台湾时期，推行日语教育，淡化台湾人民的民族意识。但台湾爱国同胞始终没有放弃抗争，不少人在“七七”事变后横渡海峡，加入大陆抗日斗争。

日本对华认知战的手腕早已被老一辈中国人识破。在伪满洲国，学生们表面服从，私下却把日伪“国歌”歌词“天地内，有了新满洲”改唱为“笼屉内，有了大馒头”；将“大日本帝国万岁”改呼为“大日本帝国完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