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铸遭迫害致死，晚年女儿问曾志对毛主席的看法，她一番话很中肯

一九七三年初春，渭水岸边乍暖还寒。陕西省委书记李瑞山匆匆赶到临潼干休所，把中央最新批示送到曾志手里：“可在西安，也可回北京，组织上全力安排。”短短两句话，却让这位老红军眼眶瞬间湿润。四年前，丈夫陶铸含冤离世；四年后，毛主席仍惦念着这位并肩浴血的女同志。李瑞山走后，院子里杏花尚未落尽，曾志默立良久。

她不是脆弱的人，井冈山时期的硬仗练就了钢筋铁骨。可一九六九年十一月，陶铸在病榻上被强行批斗，五十五岁命殒北京阜外那间灰暗病房时，曾志心里还是狠狠抽痛了一下。有人劝她申诉，她摇头：“风停再说。”嘴上轻描淡写，心里却清楚，那个曾经指挥两广整党、三线建设的丈夫走得实在太冤。

把时间拨回到一九二八年四月。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余部抵达井冈山，随行的新兵里多了一位身材瘦削、眼神却极亮的女交通员——曾志。第一次见面，毛主席笑眯眯对蔡协民说：“老蔡藏了位女英雄。”当时谁也没想到，这句玩笑会成为半个世纪友谊的序章。

井冈山伙食紧得离谱。野菜汤、炒南瓜是常态，偶尔能抓两条小鱼都算奢侈。有人悄声猜测：“首长那锅里，怕是有肉吧。”曾志听着来气，干脆提着木勺闯进伙房，两次掀开毛主席的铁锅。热气散尽，锅底只有半碗米粥，一点豆豉。战士们再没嘀咕，曾志也在心里立了“老毛”两个字——不擅排场，永远同吃同住。

一九三九年夏，延安马列学院教室里闷得人直冒汗。毛主席推门而入，见到阔别十年的老相识，大手一握：“老曾，来啦！”一句话把周围学员全听愣。遵义会议后，“老毛”这一称呼已成稀罕物，能脱口而出的，无非朱德、彭德怀，再加一个曾志。那天晚上，灯火摇曳，曾志把蔡协民牺牲的经过讲了个通透，又说起与陶铸在敌后斗争险些同归于尽。毛主席一声叹息：“路要继续走下去。”

抗战胜利后，陶铸负责华中、华南地下工作，枪林弹雨中几度与死神擦肩。新中国成立，他出任华南分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曾志则在组织系统打拼。耿直的脾气没改。一九五四年广州市人大代表名单呈报前，她的名字被陶铸划掉。曾志火气上头，写信向毛主席“告状”。毛主席无暇回复，可把信压在桌角。五年后审阅常委名单时，他随口一问：“怎么少了曾志？”组织部门赶紧补上。

一九六七年初，“四人帮”翻云覆雨，陶铸被扣上莫须有罪名。“打倒陶铸”的口号响彻街头。批斗会散场后，病重的陶铸被押回病房，发高烧却不准输液。“这是政治任务。”值班人员一句话堵住医生嘴。两年拉锯，命脉终断。曾志送殡那天，雪粒打在军棉大衣上啪啪作响，她没掉一滴泪，只在心里念了一句：“工作还得干。”

干休所的冬夜安静。灯下，女儿陶斯亮翻看父亲旧照，突然问：“妈，对毛主席，你怎么想？”屋里炉火噼啪，一时只有木头爆裂的声音。曾志把书卷合上，语气平平：“他是带我进山、教我打仗的人。领袖也有错，可功劳摆在那里。我敬他，也理解他晚年的艰难。”短短几十字，没有拔高，也没有贬损。

一九七六年九月，噩耗传来。人民大会堂灵堂前，曾志抬头望着遗像，泪水顺着皱纹滑落。旁边有人听见她低声自语：“老毛，曾志来送你了。”再回北京住所时，她把毛主席批示的那张纸放进书柜最里层。折痕很多，却一直保持干净。

后来有人整理曾志文稿，发现一行醒目的批注：“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更不是儿女情长。可如果没有真情味，革命也会缺一味盐。”落款一九八一年。那年距井冈初见，已整整半个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