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美国前驻华大使伯恩斯回国进行作证的时候,他看到了PPT上中美基础设施的对比图后直挠头。他或许想到了北京南站复兴号站台上竖立着硬币,在时速达到350公里的时候硬币依然能够保持不动。而美国阿西乐特快在运行的时候,晃动得连咖啡都端不稳。这样的对比就好像用智能手机和拨号上网进行比较一样,表面上是技术方面存在代差,而在本质上是制度迭代速度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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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西方比较焦虑的并非是中国发展的速度较快,而是我们淘汰落后产能的态度极为坚决。在2000年的时候全国还存在绿皮车在运行,而现如今三四线城市都已经开通了高铁。美国加州在2008年立项的高铁,预算从330亿攀升到1280亿美元,经过了十七年还没有把铁轨铺设完成,而与此同时中国的高铁网已经环绕地球赤道一圈多了。这样的更新换代的执行能力,如同你的家祖会时不时地扔掉旧家具,而邻居却还把维多利亚时代的古董柜子当作传家宝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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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玩选贤任能这样的机制已经有两千多年的时间了,并且已经相当熟练。秦始皇废除分封制设立郡县制,隋文帝开创科举制,简单来说就是打破那种龙生龙、凤生凤的基因垄断情况。在1983年的时候,美国卡特政府的人事总署署长艾伦·坎贝尔来到北京进行交流,他一开口就承认西方文官制度的祖师爷是在中国。可是再看2024年美国大选的情况,台上活跃的还是布什、克林顿这些老的姓氏家族的人。路易斯安纳州785个官员当中有四分之一的人有亲属在体制内,这简直就是现代版的门阀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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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翻阅英国议会档案的时候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到2024年9月,英国上议院仍然保留着92个世袭贵族的席位,这些人出生之后就能够参与立法投票。我们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被淘汰的这种玩法,他们竟然一直使用到现在。这也和《晏子春秋》中所说的“橘生长在淮南就成为橘,生长在淮北就成为枳”是一样的情况。同样的制度种子,在不同的地方结出了不一样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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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对于实体经济或许存在着一种执着。在唐宋时期丝绸与瓷器在各个地方进行销售。郑和所率领的船队带着货物前往远方进行航行。如今中国的制造业占据了全球的三成,在联合国的产业分类当中,666个小类都是齐全的,就好像是一个工业超市。而美国制造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从2005年的13%下降到了10%,华尔街进行金融衍生品交易比去做螺丝钉还要积极。2008年的金融危机可以说是一个警钟,可是奥巴马、特朗普、拜登依次喊着制造业回归,但是产业链却如同断线的珠子,没有办法再把它捡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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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来看,中美之间的竞争仿佛是两种不同的时间观念在相互碰撞。我们拥有长达五千年的文明历史,由此沉淀出了一种耐心,并且习惯秉持功成不必在我这样的长期主义理念。而美国建国的时间仅仅才两百多年,其性子比较急躁,更加追求能够立刻见到成效的短期收益。就拿研发投入这件事情来说,2024年中国基础研究方面的经费增长了10.5%,但是美国却把国家科学基金会的预算削减了三分之二。一个是增加一个是减少,未来十年的科技格局就已经暗暗地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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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可以这样来理解,所谓中国让人觉得厉害,从根本上来说是对文明韧性的敬重。其他国家在为明年的选票而发愁的时候,我们在谋划2035年的现代化目标。其他国家为修建一条公路能够扯皮长达十年,我们的跨海大桥都能够给桥墩安装上GPS来进行实时监测。这种在时空尺度上的降维打击,比航母导弹更让对手心里感到发慌。
伯恩斯们真正害怕的,或许并不是华为的5G芯片或者比亚迪的电动车。而是其背后那种不断进行自我革新的文明操作系统。如同古罗马曾经对秦汉的郡县制感到羡慕,阿拉伯商人曾经对唐宋的市舶司发出惊叹。如今西方所面对的中国,只不过是古老文明基因在数字时代的新的呈现。这种跨越千年的制度创新能力,比任何高科技产品都更具有颠覆性。
历史所具有的幽默感存在于细节之中。美国的智库就修昔底德陷阱进行着十分激烈的争论。陕西的考古队用洛阳铲轻轻地敲开了四千年前的龙山文化地层。在地层里面既不存在霸权争夺所留下的刀痕,也没有文明冲突所形成的焦土。仅仅只有陶器上面刻着的“天下”二字,还十分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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