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电台队长深夜叛逃，机密险些泄露，主席亲自出手堵住漏洞

自己人拿着军队的核心机密投靠敌人，这事儿比打输一场仗还吓人。革命战争年代，红军就真真切切遇上了这种危机，而把这场大祸压下去的，正是毛泽东的果断处置。

红军的无线电事业，是从“一部半电台”起家的，说起来全是不容易。1930年第一次反“围剿”，龙冈战斗活捉了张辉瓒，战士们缴获了个装着“铁疙瘩”和“酒坛子”的木头箱子，没人认识这是啥，有人以为是炸弹，一怒之下就砸了，最后只留下个能收不能发的收报机，这就是后来的“半部电台”。

三天后东韶战斗，红军又缴获了一部完整电台，总算凑齐了“一部半电台”。可设备有了，没人会用啊。当时俘虏了十几个国民党无线电技术人员，毛泽东和朱德特意交代要优待，朱德还专门去祠堂给他们宣讲政策，说红军现在条件差，但将来肯定能发展起来。最后有九个人愿意留下来，其中就有后来的无线电事业奠基人吴人鉴，他后来改名叫王诤。

可问题也跟着来了，这些人昨天还在给蒋介石发电报，今天就为红军干活，忠诚度谁也不敢打包票。1931年夏天第三次反“围剿”，蒋介石调集30万大军压境，红军才3万人，正从闽西千里回师赣南，要从敌人20公里宽的缝隙里穿过去，处境凶险到了极点。就在这节骨眼上，电台队长李仁忠跑了。

李仁忠别名李三毛，浙江临海人，原是国民党交通兵团的无线电分队队长，龙冈战役被俘后留了下来。他技术确实好，所以被委以重任，手里攥着红军所有电台的呼号、值班规律，还有部分密码。这些东西要是落到国民党手里，红军的一举一动都得暴露，3万多人可能眨眼就没了。更让人揪心的是，他值班时经常一个人守着电台，深夜里调个频率发几组电码，神不知鬼不觉，到底有没有提前泄密，根本没法查。

消息传来，苏区里的人都提心吊胆，有的干部急得直跺脚，战士们也议论纷纷，生怕敌人连夜调兵合围。毛泽东没乱，他没急着追责，也没乱下命令，先让人把电台负责人伍云甫叫到跟前，开门见山就问：“电台缺了啥就彻底用不了？”伍云甫答：“真空管和电键。”毛泽东当即拍板：“把全军电台的这两样东西都收上来，真空管我自己带，电键让警卫员保管，没我的命令谁也不能动。”

这招看着怪，却一下掐住了要害。就算再有人想叛逃，没有这两个核心零件，电台就是一堆废铁。紧接着，红军全线实行无线电静默，所有电台只收不发，同时连夜更换全部密码和呼号。后来才知道，李仁忠叛逃后真的把知道的都告诉了国民党，可他们按这些信息去监听，啥也收不到，只能骂他“没用”。

李仁忠的叛逃给红军敲了个响警钟。之后红军立下了死规矩：电台值班必须两人以上，收发报和译电分开干，绝不允许一个人单独操控电台。周恩来还亲自主持编制了“豪密”，核心就是“一次一密”，今天用的密码表明天就作废，同一个字每次编码都不一样。国民党专门成立了40多人的破译组织，折腾了十几年，硬是没破开这套密码。

长征路上，通信兵把电台看得比命还重。过湘江时，7名战士为了保护电台牺牲；遵义会议期间，敌机在电台旁边投炸弹，报务员尤静轩和袁以辉硬是用身体护住机器，直到把电报发完。过草地时经常下雨，通信员宁愿自己淋着，也要把雨布盖在电台上。没有电池，就找块废锌皮捅上洞，放进竹筒里泡盐水，这就是战士们说的“麻子牌”电池；没有机油，就把猪油和汽油混在一起用，什么土办法都用上了。

那些最初从国民党过来的技术人员，也在血与火里熬成了真正的革命战士。1935年张国焘分裂红军，扣住了红二、六军团的通信密码本，党中央和二、六军团的联系断了。王诤带着同志们不分昼夜守听，终于在深夜捕捉到信号，恢复了联络。红四方面军台长王子纲，接到朱德的命令后，顶着被杀头的风险，违抗张国焘的指令，把真实情况发给党中央，就说了一句话：“出了事我承担，要杀就杀我的头。”

从1931年李仁忠叛逃，到1936年王子纲冒死发报，五年时间，红军的无线电队伍从一场信任危机里走了出来。他们用最简陋的装备，靠着最严格的制度，在看不见的战场上守住了红军的命脉。

试想一下，当年红军吃粗粮、住茅草房，国民党那边待遇优厚，李仁忠没扛住诱惑；可王诤、王子纲他们，却在雪山草地里坚守到底。换做是你，在那样的绝境里，能经得住诱惑、守得住底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