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115师为何是最大赢家？共分出2大野战军，出了3位元帅

1955年9月27日清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灯火未熄。授衔典礼刚落幕，一名年轻警卫小声嘀咕：“元帅榜里，怎么又是115师的？”一句随意的惊叹，把在场几位老兵的思绪拉回十多年前的枪火岁月。109人的元帅、大将、上将名单里，115师出身者足有17位，这样的密度，在全军找不到第二家。

翻开履历，谜底并不复杂。1935年红一方面军长征抵达陕北时，9000余名幸存者中，绝大多数被编入115师。那可是从雪山草地里趟出来的硬骨头，各级骨干一应俱全。再加上陕北根据地同东北军、阎锡山部队的几轮较量，缴获步枪一万余支、子弹过百万发，115师开赴华北时，几乎达到了“人人有枪、每人百发”的待遇。同期的120师与129师，只能咬牙羡慕。

装备充裕还不是全部，人数也多。改编时，115师1.55万人，再加上一个独立团和骑兵营，机动、渗透、突击样样拿得出手。林彪后来回忆说：“那时候带兵上路，光电台就摆了三十来部，指挥线像蜘蛛网。”通信顺畅，战术动作才敢放开。于是，平型关一战，八路军的第一声惊雷，就落在115师炮口。

胜利往往带来新任务。1937年10月，平型关枪声尚未完全退去，聂荣臻奉命留下独立团与骑兵营，在晋察冀分散开花。三千余人被拆成数个支队，向晋东北、察南、冀西伸出去。两个月后，四个军分区雏形可见，杨成武、赵尔陆等人各自挑起大梁。到1940年，晋察冀军区正式建制，主力十万，地方武装近六十万，战报里记录的日伪伤亡数字突破三十三万。可以说，115师第一次分兵直接孕育了后来纵横华北的华北野战军。

林彪受伤那年是1938年。为了养伤，他将指挥权交给343旅旅长陈光，顺势把343旅推进山东。这是115师的第二次分流。山东地势平坦，县镇密集，游击战争讲究“点线面”，343旅的编制灵活正合胃口。三年下来，山东军区框架稳固，罗荣桓在政治工作上又极有章法，边整训边扩充，抗战胜利时，正规军已达二十七万。

胜利的钟声刚敲响，中央电报飞到山东：“抽调部队六万，北上东北。”罗荣桓点将，“346、347团跟我走”，其余部队听命陈毅。这一拆，东北野战军的半壁江山就此成形。与此同时，陈毅留在山东的十三、九、八纵，则成了华东野战军的核心班底。有人开玩笑说：“115师三下五除二，把半个华东和整个东北都包了。”

别忘了还有黄克诚。他当年是344旅政委，1939年带一道命令离开华北，南下皖南与新四军合编，靠着344旅的骨干办起第三师。到1945年，新四军三师已有三万五千人，黄克诚携部入辽吉，与林彪、罗荣桓会师。至此，115师的第三次分兵，与第二次分兵在沈阳城北握手，合成了东北野战军最终的脊梁。

算笔账：晋察冀系成了华北野战军，山东系和三师系拼成东北野战军，山东残余转为华东野战军，晋察冀老底子又抽调出一纵归属中原野战军。西北野战军之外，其余四大主力都有115师的根。元帅榜上林彪、聂荣臻、罗荣桓三人皆来自115师；大将席位里，徐海东、黄克诚同样打着115的旗号。再往下，上将十二位，名字不必赘述，履历里同样写着“115师起家”。

有意思的是，三次分兵背后并无宏伟的预案，更像是战场形势一次次“逼”出来的即兴调整。武器有了、干部多了，不拆分就浪费。聂荣臻曾在一次内部会上说：“部队像庄稼，分田到户才能长势喜人。”这句带着农民气息的比喻，恰好道破115师的秘密：干部富余，装备殷实，可随时抽条移植，成活率极高。

不得不说，115师的荣光也伴随着高强度消耗。平型关后，师部多次补充兵员；挺进山东时，战斗减员率一年里高达四成。然而，人才“自循环”机制把损失补了回来——红一方面军留下的指挥框架，加上抗战中不断练出的县、区级干部，使得115师能像恒温炉一样，源源不断地锻出合格的带兵人。

试想一下，如果没有1935到1936年红军在陕北的那段修整，没有缴获的一万多支步枪，没有中央苏区干部在长征中的磨砺，115师也许依旧善战，却难以一拆再拆而依旧旺盛。历史没有假设，115师最终给共和国送上三位元帅、两位大将、十二位上将，也让两支野战军从无到有。在1955年那个金秋早晨，怀仁堂里众人茶杯未凉，115师这棵“老树”结出的硕果，已然挂满枝头，光彩夺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