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李赤然被免职，吴法宪派人找他：不愿回空军可到大军区任职

1949年10月1日上午十时，第一批喷涂着八一标志的战机在长安街上空排队通场，天安门广场的人群抬头欢呼，那一刻，站在观礼台一侧的西北老红军李赤然突然意识到，陆上的胜利已经尘埃落定，新的战场在天空。正因为这番心思，他此后十几年一直围着防空、空军两块牌子打转，直到1969年冬天被免职，这条与天空纠缠的轨迹才出现急弯。

时间拨回1952年。西北军区司令员张宗逊一个电话把李赤然从第四军副政委位置“点名”到北京。当时北京防空军司令部急缺懂政治又熟悉基层的干部，李赤然就这样被周士第“截胡”，一头扎进高炮、雷达、探照灯的世界。有人说他“命好”，空降京城就有校级编制；也有人摇头，觉得这位出身陕北的硬骨头只会钻山沟，未必适应北平城的节奏。李赤然没解释，他转身回兰州，把四军剩下的枪支、粮秣、一袋旧账清清爽爽交了出去，然后带着不到三百号人去上海办高射炮兵学校，一干就是两年。

1954年末，高级防空学校筹建。李赤然再被调走。防空军和空军那时还各唱各的调，高炮守地面，歼击机管天上，慢慢磨合。1959年刘亚楼南下视察，在校门口与他并肩走了半个小时，边走边看，最后只说了一句：“到部队跑一跑，对你有好处。”几个月后，李赤然接到任命——空二军政委。对他而言，这既是升，也是不熟悉的领域。飞行学员们打趣：“李政委不懂飞行，却天天守着跑道。”可谁都清楚，飞行员能不能安心上天，要看地面这张网是否结实。

空二军政委干了四年，李赤然口碑不错。1962年秋，他正收拾行李准备去沈阳空军，却在东交民巷的空军全委会上被“截胡”第二次：南空要人。南空理由充分：沪宁杭是前沿，白天要对付蒋介石的侦察机，夜里还有特务活动，需要“两条腿干部”。吴法宪给李赤然摆了一桌家常菜，笑着解释，“先当副政委过渡，你别急。”李赤然点头，仍是那句老话：服从分配。

1969年，局势骤变。很多人动弹不得，李赤然也躺枪。10月国庆，南京军区组团进京，他作为小组成员在天安门执勤，还获得毛主席询问身体状况。回到南京没多久，12月1日，一纸免职令下达。“副政委”三个字被划掉，他瞬间从舞台中央退到侧幕。原因没人讲透，他也懒得深究，只抱着厚厚一摞文件去医院看腿伤。

不足一个月，吴法宪派人专程到病房。“李政委，吴政委说，你若不想留空军，可去大军区。”李赤然抬头，只回了九个字：“治病要紧，别费心了。”随后办理离岗手续，选择西安养病。有人替他琢磨：换个系统或许前景更好，他却摇头，“再折腾对身体没好处”。此事让不少老部下扼腕，但也佩服他的决绝。

西安的生活朴素到有些寒酸。原本分到的雍村旧房子墙皮脱落，下雨就漏水。陕西省革委会主任李瑞山登门，才发现这位少将睡的还是硬木板。李瑞山拍板换房子，准备把杨虎城旧宅让出来，李赤然摆手，理由简单：折腾别人没必要。省委硬塞给他一部伏尔加小轿车，他又把车当班车，见哪个老红军生活困难，就让司机顺路送米面油。

1973年前后，他的腿终于能离开拐杖，每天在建国门外环城公园快走六千步。有熟人碰见，问他担不担心未来。李赤然笑笑，说“活一天干一天”。说归说，他没闲着：刘志丹夫人同桂荣日子紧，他写条子给省里；老书法家舒同被下放，他写信呼吁；陕北苏区几位老红军退休金卡壳，他又出面核实。有人调侃他多管闲事，他回答：“战友没了编制，可命还在。”

粉碎“四人帮”后，他身上的“标签”被撕掉。1981年，兰州军区空军请他进干休所。房子不够大、环境嘈杂，他无所谓，只提出一个要求——别把离休证拿走。军区领导苦笑，又给补了面积，还批了维修费。直到1992年，房子才算像样。回忆录里，他写了一句话：“年轻时穿布衣，晚年住旧房，皆因革命需要，不足挂齿。”

1988年7月，他领到一级红星功勋荣誉勋章。颁奖仪式后，有记者追问：“您是否遗憾没评到中将？”李赤然摆手，“档次高低是组织定的，不是我去抢。”这番回答依旧硬朗，却也听得出些淡淡疲惫。毕竟，从1927年参加共青团到1936年当上红二十七军政委，他用了九年；而从1959年的空二军政委到1969年的“病房老干部”，也正好是十年。时势让人起落，他的原则却始终没变——一句服从组织，一句照顾战友。

多年后，有军事史研究者评价：李赤然属于“用完即走”型将领，位置常变，性格不变。这样的定论或许太学术，却贴切。他曾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干部也不是终身制座椅。1969年的那张免职令，看似把他推向边缘，其实也把他的坚持推到显影纸上。霜降之后，轮廓越发清晰——一位老兵，在权力与良知之间，选择了后者，并用余生为这一选择埋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