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杀警案，9年没破案，原来凶手就在专案组

1987年11月1日，唐山的夜已经很冷了。

长青路派出所53岁的民警张守仁裹紧警服，慢慢往家走。

路灯昏暗，把他的影子拖得很长，映在旧水泥地上。

他从警已经28年，还有两年就退休了。

路上不时有街坊和他打招呼：

“张警官才下班啊？”

“老张，天冷多穿点！”

张守仁一一应着，心里暖融融的。

在这片地方待了大半辈子，大家拿他当自己人，这份情谊他最看重。

兜里装着刚发的工资，他琢磨着去买点羊肉，回家让老伴炖锅热汤，暖暖身子。

拐进建国路边那条熟悉的窄巷，这是回家的近道。

两边是些老平房，只有尽头一盏路灯亮着，灯罩在风里微微晃动，光晕昏黄。

巷子里静得很，只听见他自己的脚步声。

不知怎么，张守仁心里有点发紧。

多年警察干下来，他对这种异常安静的直觉格外敏锐。

他加快了些步子。

就在走到巷子中间时，身后忽然传来细微的窸窣声。

不像是风吹的，倒像是有人踮着脚。

他刚要转头，后脑就猛地挨了一记重击。

“砰”的一声闷响。

张守仁眼前一黑，整个人往前栽倒。

额头上热乎乎的东西流下来，糊住了视线。

他喊不出声，身子软在地上，没了知觉。

一个黑影停在他旁边，蹲下来，用手急促地摸索他的衣兜、腰间和警服内侧。

动作很急，却很仔细。

没过多久，黑影像是没找到要找的东西，低低哼了一声，起身退进巷子深处的黑暗里。

只剩下张守仁一动不动躺在冰凉的地上，血慢慢从额角渗出来。

不知过了多久，一对抄近路回家的年轻夫妇走进了巷子。

女人眼尖，借着路灯昏黄的光晕，隐约看见地上趴着个人影。

“那……那是什么？”

她声音发颤，一把抓住丈夫的胳膊。

男人心里也发毛，但还是摸出随身带的小手电，照了过去。

光斑落在那身熟悉的藏蓝色制服和一大片深色痕迹上时，他腿都软了。

“是警察！头上全是血！”

他拉着老婆退后两步，声音都变了调，“快，快去打电话报警！”

01

1987年11月2日凌晨一点多，唐山公安局的值班电话急促地响了起来。

刑侦队长赵国平带着人火速赶到现场。

他蹲在张守仁倒下的位置，用手电仔细照着地面，眉头越皱越紧。

附近没有挣扎的痕迹，只有一根沾着血的螺纹钢棍被扔在墙角。

老张的衣兜都被翻开了，可里面的几十块钱、工作证、家里的钥匙一样没少。

“不是为钱来的。”赵国平站起身，拍拍手上的土，语气很沉，“是冲着他身上的某样东西，或者，冲着他这个人来的。”

张守仁被紧急送进了唐山工人医院。

诊断结果很快出来了：颅骨被打得凹进去一块，脑子里出了血。

手术室的灯亮了五个多小时，天快亮时，医生才疲惫地走出来，说命暂时保住了，但人还没醒，得观察。

“警察下班路上被人打了闷棍，差点没命”的消息，像一阵寒风，一夜之间刮遍了唐山的大街小巷。

这时候距离大地震过去才十一年，好多地方还在盖房子，社会面上本来事就多。现在连警察都自身难保，普通老百姓心里更没了底。

各种各样的说法开始冒头。

有人传是牢里跑出来的亡命徒报复社会，也有人说这是流氓团伙在向公安“叫板”。

越传越邪乎，甚至有人说凶手放下话了，要凑够多少个警察才算完。

那些天，唐山的晚上格外安静，热闹的夜市没人敢去了，下班的警察要么换下制服，要么绕大路走，几个同事约着一起回家。

长青路派出所里气氛更是压抑，老张是所里的老人，平时谁家有难处他都乐意帮一把，这么好的人，怎么偏偏遇上这种事？

赵国平肩上的压力一下子重了。

他带着队里弟兄没日没夜地查，可现场除了那根没法追查的锈铁棍和几个模糊不清的脚印，再没找到什么像样的线索。

巷子太暗，那天晚上又冷，没人看见什么。

案子刚开头，就撞上了一堵厚厚的墙。

“这人下手快，目标准，而且很会隐藏自己。”

赵国平在案情分析会上，手指敲着桌上的现场照片，“他能摸清老张下班的时间和路线，肯定是提前踩过点。东西不拿钱，就说明他要找的那样东西，比钱要紧得多，而且很可能只有警察身上才有。”

“会是枪吗？”一个年轻干警小声问了一句。

赵国平点了点头：“可能性最大。不过老张那天确实没带枪，他年纪大了，最近身体也不太好，所里照顾他，特准他下班不用带枪。凶手可能没料到这点。”

就在警方紧锣密鼓调查张守仁案子的时候，更坏的消息传来了。

1987年12月11日晚上，东郊派出所45岁的民警杨建军下了晚班，换上便服往家走。

他和老张一样，是个在基层干了多年的老警察，做事认真，脾气有点倔。

他走的那条小路两边都是菜地，晚上黑灯瞎火，平时就没什么人。

到了夜里九点多，杨建军还没到家。

他老婆心里七上八下的，打电话到派出所去问。

所里的同事感觉不对，赶紧分头去找。

最后，在路边一条干涸的排水沟里找到了他。

杨建军脸朝下趴在沟渠的泥水里，后脑被砸得不成样子，人早就没气了。

他随身佩带的枪和五发子弹，不见了。

现场勘查的结果让赵国平的心彻底沉了下去。

沟边提取到的鞋印，无论是花纹、大小，还是磨损的细节，都和张守仁案发现场的一模一样。

凶手这次随手用了路边的石头和木棍，但手法没变，还是从背后突然袭击，照着脑袋往死里打。

两起案子，是同一个人干的。

“他的目标就是枪！”赵国平一拳捶在办公桌上，“老张身上没枪，他扑了个空，转头就盯上了杨建军。这人已经疯了，必须尽快逮住他，不然下一个不知道轮到谁！”

唐山市公安局立刻抽调精干力量，成立了专案组，由赵国平牵头，全力侦办。

可那凶手就像一滴水蒸发了，再没露出半点痕迹。

杨建军遇害的地方同样偏僻，没人看见，也没找到其他有用的线索。

现在唯一能确定的，就是凶手作案是为了抢枪。

可他抢枪到底要干什么？是为了报复，还是有更可怕的打算？

这个问题沉甸甸地压在专案组每个人的心头，让人喘不过气。

谁也没想到，更深的噩梦还在后面等着。

02

1987年12月24日，平安夜。

东郊派出所的年轻民警周成从女朋友家出来，准备回单位宿舍。

周成今年刚满二十五，警校毕业分到所里还不到一年，正是干劲十足的时候。

所里最近接连出事，他心里那根弦也始终绷着，所以出门前特意检查了腰间的枪套，那把“五四”式手枪压满了子弹，沉甸甸地贴在腰间。

晚上十点左右，周成走在光明路的人行道上。

这条路还算热闹，路灯投下昏黄的光，偶尔有行人经过。

他一边走，一边习惯性地观察着四周的动静，脚步迈得很快。

突然，“砰”的一声脆响，划破了夜晚的平静。

周成身体猛地一震，踉跄两步，手捂住胸口，指缝里瞬间涌出温热的液体。

他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就直挺挺地倒了下去。

路上零星的行人先是愣住，随即惊叫着四散跑开。

等有人终于反应过来，壮着胆子去找公用电话报警时，开枪的人早就没了踪影。

周成被送到医院时，人已经不行了。

子弹打穿了心脏，血怎么也止不住。

他腰间枪套空了，里面的手枪和子弹全被拿走了。

弹道比对结果出来那天，整个专案组办公室鸦雀无声。

打死周成的那颗子弹，就是从杨建军被抢走的那把枪里射出来的。

短短五十几天，三个警察遇袭，两个牺牲，一个重伤昏迷，两把制式手枪流到了凶手手里。

整个唐山市的公安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压。

老百姓更是怕得不行，天一黑街上就空了，店铺早早关门上板。

警察们下班都成了难题，要么偷偷换下制服，要么几个人约好一起走，看谁都像藏着危险。

专案组长赵国平已经几天没正经合过眼了，眼睛里全是红血丝。

他把三起案子的所有材料铺了满满一桌子，烟灰缸里塞满了烟头。

“你们看，”他声音沙哑，指着照片和报告，“三次都是晚上，专挑下班落单的警察下手。先打老张，再打老杨，现在是小周。前两回是用家伙砸，这回干脆直接用抢来的枪打了。”

他顿了一下，眉头拧成一个疙瘩，“他手里已经有了一把枪，为什么还要冒险再弄第二把？他到底想干什么？”

这些问题像一团乱麻，缠在每个人心里，找不到线头。

03

周成的案子总算出现了一点苗头。

一位当晚路过的出租车司机回忆起来，说看到一个男的骑着辆“26型”飞鸽自行车，在周成身后不远不近地跟着。

枪响之后，那人立刻蹬上车，飞快地拐进旁边巷子不见了。

可事发突然，天又黑，司机压根没看清那人的脸，只记得是个中等个头，穿了件深色外套。

“26型飞鸽自行车”

这是专案组拿到的第一个具体物件线索。

但在八十年代末的唐山，这种型号的飞鸽车满大街都是，几乎每家都有一辆。

单凭这个，想找到人无异于大海捞针。

专案组还是铺开了大网：全市卖车修车的铺子、登记过的同款车主、那几天在几个案发地点附近出现过的人……

排查搞了三个多月，问了不下万人，愣是没找到半点有用的信息。

那个凶手就像彻底融进了黑夜里，让人想想都后背发凉。

时间到了1988年4月5日，清明节。

天慢慢暖和了，可压在唐山人心里的那块冰疙瘩一点没化。

连环袭警的阴影还罩在城市上空，案子查不下去，凶手抓不到，谁都憋着一口气。

这天一早，周成的女朋友李晓兰准备出门去给他上坟。

刚拉开房门，就看到门板上用图钉扎着一张白纸。

她凑近一看，腿都软了，控制不住地尖叫起来。

那是张手画的漫画。

画上是四个人：三个穿着警服、腰间别着枪的男人，还有一个光着身子的女人。

那三个警察围着女人，姿势看着很不正常。

漫画两边歪歪扭扭地写着几行字：“老井、周、杀绝、稳准狠”。

字写得大小不一，东倒西歪，一看就是故意不想让人认出来。

李晓兰吓得浑身发抖，好不容易才稳住神，拨通了报警电话。

专案组的人很快就到了，小心翼翼地取下了那张画。

赵国平拿着这幅透着邪气的漫画，眉头紧紧锁在一起。

“老井、周……”他反复念着这几个字，“‘周’是指周成，那‘老井’是谁？是另外两个受害老警察里的一个？还是……凶手自己的名字？”

更让人想不通的是画里那个没穿衣服的女人。

三个警察围着她，再配上“杀绝”“稳准狠”这种字眼，很容易让人往男女关系那方面想。

会不会是凶手为了感情上的事，专门报复这三个人？

“难道咱们之前想岔了？”一位老刑警点起烟，“他抢枪不是要干别的，就是因为跟这三个人有私仇？为了画里这个女人？”

这个推测让整个专案组陷入了新的混乱。

如果真是情杀，那凶手的目的一开始就不是随便哪个警察，而是盯死了张守仁、杨建军和周成这三个人。

可他们分属不同派出所，平时工作生活都没什么交集，怎么会同时跟同一个女人扯上关系？

“还有，”赵国平盯着画纸，提出另一个问题，“他已经抢到枪，人也杀了，如果真是为了报仇，目的已经达到了，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冒风险送这么一幅画过来？”

线索好像突然指向了两个方向：一条指向抢枪是为了干更危险的事，另一条却指向了为情复仇。

专案组内部有了不同的声音。

一部分人觉得应该顺着“情杀”这条线查下去，重点找找和三个受害警察都认识的女人，还有“老井”到底是谁。

另一拨人则认为，这很可能是凶手故意扔出来的障眼法，就是想搅乱警方的视线。

赵国平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他比谁都清楚，这案子经不起走弯路，一旦查错了方向，不仅白费力气，更可能给那个藏在暗处的凶手留出再次作案的时间。

可现在手上没有更硬的线索，只能两头都不放松：一边继续查那些飞鸽自行车和有过案底、会摆弄枪的人；

另一边，围绕这幅诡异的画，请来笔迹专家帮忙分析，看能不能找到画画的人。

笔迹专家仔细看了漫画上的字，结论是写字的人故意改掉了平时的写字习惯，笔画显得很僵，结构也乱，但隐约能看出，这人不是没念过书的。

再看那画，画工确实不怎么样，可一些细节，比如警服的样式、手枪的大概形状却抓得挺准，说明画画的人对警察的穿着装备可能比较熟悉。

顺着“老井”这个名字，警方查遍了三个遇害民警的亲戚朋友同事，没找到对得上号的。

又把全市名字或外号里带“井”字的人都筛了一遍，也没发现什么可疑的。

至于画里那个光身子的女人，更是没影的事，三个民警的生活作风都很正派，查不出任何不检点的传闻。

调查又一次卡住了，那幅漫画像一团浓得化不开的雾，把所有人都罩在了里面。

就在警方被这幅画搞得焦头烂额的时候，凶手的枪，又一次响了。

而这一次，他把枪口对准了毫无防备的老百姓。

04

1988年10月25日，傍晚六点半，天刚擦黑。

唐山市工商银行朝阳道储蓄所已经下了班。

营业员孙玉珍和同事王国庆提着个黑色的帆布包，里面装着当天收上来的四万五千块钱现金，准备送到不远处的建设北路分理处去。

这段路不算背，沿街还有不少店铺亮着灯，时不时有行人经过。

两人觉得就几步路，又是大街上，应该不会有事。

走到半道，突然一声枪响，走在前面的王国庆哼都没哼一声，直接扑倒在地。

孙玉珍整个人都懵了，还没等她明白过来，第二枪又响了，她只觉得胳膊一阵钻心的疼，低头一看，血已经顺着袖子涌了出来。

她吓得腿发软，本能地蹲下身，躲到了路边一根电线杆后面。

就在这时，她看见一个男的冲过来，一把抓起地上的帆布包，然后回过头，朝着街上“砰砰”又是两枪。

一个刚下班的建筑工人和一个蹬着三轮车卖完菜回家的妇女，应声倒地。

整个过程，快得让人来不及反应。

等那个抢了包的男人消失在人群里，街上只剩下三具渐渐冰冷的尸体，一个缩在电线杆后、胳膊血流不止的孙玉珍，还有满地刺眼的血迹。

赵国平带人冲到现场时，眼睛立刻就红了。

凶手终于撕下了伪装，他抢枪根本不是为了什么情仇私怨，就是为了抢银行！

现场勘查的结果冰冷地印证了这一点：地上留下的鞋印，和之前三起袭警案现场的一模一样。

从现场捡到的弹壳，经过比对，正是从周成被抢走的那把“五四”式手枪里打出来的。

“这个畜生！”赵国平牙关咬得咯吱响，“他杀警察抢枪，就是为了武装自己，去干更狠的抢劫！那幅鬼画，百分之百是他故意弄出来搅混水的，就是为了把咱们往歪路上引，他好腾出手来准备这次行动！”

虽然凶手的目的清楚了，可新的疑问又冒了出来：

他手里已经有杨建军的枪了，为什么还要冒险杀周成，再抢第二把？这次抢银行，他明明只用了一把枪，而且四枪都打中了要害，说明一把枪完全够用。他多抢那一把，到底是为了什么？

现在，唯一见过凶手样子的，就剩下那个侥幸活下来的孙玉珍了。

经过医院抢救，孙玉珍的命保住了，但左胳膊落下了残疾，再也使不上大力气。

在民警的安抚和引导下，她断断续续回忆起一些片段：“是个男的……中等个头，看着三十上下，穿件深色夹克，戴着帽子。声音特别低，就吼了一句‘把钱交出来’……开枪太快了，我们根本来不及躲……”

事发太突然，她又受了极大惊吓，能记住的只有这些模糊的印象。

但她非常肯定，从头到尾就那一个人，也只听到一把枪的声音。

“那他为什么要抢两把枪？”在案情分析会上，赵国平把这个问题又摆到了桌面上，“他一个人没法同时用两把。难道有同伙？可现场所有痕迹和目击者都说只有一个人。”

“会不会是第一把枪出了什么问题？比如卡壳了，或者子弹打光了？”有人提出一种可能。

但调查结果排除了这个猜测。

杨建军的配枪被抢时，弹匣是满的，而且“五四式”手枪以可靠著称，很少出现故障。

另一种推测是，凶手原本计划有同伙参与，所以需要两把枪，但后来同伙没来，他只能自己动手。

可查来查去，和银行抢劫案可能沾边的人里，找不出任何有同伙嫌疑的痕迹。

这个关于第二把枪的疑问，和凶手的真实身份一样，成了又一个解不开的结。

更棘手的是，凶手的狡猾远超预料

。银行抢劫案发生在傍晚，街上人不少，可居然没一个人能清楚描述他的长相。

他逃跑的路线七拐八绕，避开了所有可能被注意到的路口。

用的又是抢来的警枪，根本无从查起。

时间一年一年过去，唐山这几桩连环案，慢慢变成了积压的悬案。

专案组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赵国平也到了岁数，退休了。

可那个凶手，依然逍遥法外。

那两把丢失的警用手枪，像两块沉重的石头，压在唐山老百姓的心上，也压在每一个警察的心里。

每年到了那几个案发的日子，局里都会把卷宗翻出来重新看看，但每次都无功而返。

日子久了，外面谈论这事的人渐渐少了，只有受害者的家人，还在苦苦等着一个答案。

周成的女朋友李晓兰，一直没再找对象，每年清明和冬至，都会去他坟前待上一会儿。

杨建军的老婆一个人拉扯孩子，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头上的白发比同龄人多得多。

张守仁虽然捡回一条命，但脑子受了损，记性变得很差，身体也垮了，早早病退在家。

而那个藏在黑暗里的凶手，就像一滴水掉进了大海，再也没了踪影。

他是谁？他在哪儿？没人知道。

05

时间来到1996年，距离第一起袭警案已经过去整整九年。

唐山的变化天翻地覆，高楼多了，街道宽了，当年闹得人心惶惶的事，在茶余饭后的闲谈里也慢慢淡了。

可对唐山公安来说，这桩连环案就像扎在心上的一根刺，怎么也拔不掉。

当年的专案组早散了，但还有几个老警察没放下，退休在家的赵国平就是其中一个。

他每年都会把那一沓沓泛黄的卷宗拿出来，戴上老花镜，反复地看，总盼着能找出点当年漏掉的什么东西。

谁也没想到，转机居然出现在一项看起来八竿子打不着的市政工程里。

1996年3月，市里决定清理疏浚陡河。

这条河穿过市区，多年淤泥堆积，既影响排涝，看着也不像样。

3月18号上午，几个工人在河底忙活着。

一铁锹下去，有个工人感觉碰到了什么硬东西。

“啥玩意儿？”他嘀咕着，又挖了几下。

一个用好几层塑料袋紧紧裹着的长条物件露了出来。

工人扯开已经发脆的塑料袋，吓得手一哆嗦。

里面是一把枪，还有几个压满了子弹的弹夹！

“河里有枪！”他这一嗓子，把周围的人都喊了过来。

没人敢乱动，工头马上让人去报了警。

公安局的人很快赶到，小心翼翼地把东西取了回去。

鉴定结果出来的那一刻，整个局里的老人都坐不住了。

那把“五四”式手枪，枪号对得上，正是九年前周成被抢走的那一支！

更让人心惊的是那四个弹夹：一个是周成的，一个是杨建军的，而另外两个，登记的使用人竟然是刑警队里两名还在职的干警！

尘封九年的悬案，冰面骤然裂开了一道缝。

“这两个我们自己人的弹夹，怎么会跑到凶手手里去？”

现任刑侦队长李卫东声音都有些发颤，“只有两种可能：要么，凶手就是他俩中的一个；要么，凶手能很近地接触到他们和他们的装备！”

调查立刻指向了弹夹的流转记录。

一查才知道，那两个弹夹早在1984年和1986年，就因为装备调整，被交回了库里，然后重新配发给了同一个人。

刑警大队的民警，刘远。

刘远，1964年生人，1985年警校毕业分到了唐山刑警队。

小伙子能力强，肯吃苦，参与破过不少案子，还立过功，是领导眼里值得培养的苗子。

而最让人后背发凉的是，1987年连环袭警案发后，刘远正是以骨干的身份，被抽调到专案组里，从头到尾参与了这几起案子的调查工作！

“刘远？怎么会是他……”

李卫东脑子里一片空白。他和刘远共事年头不短，在他印象里，刘远做事干脆，有冲劲，怎么看都是个好警察的料子。

可证据冷冰冰地摆在那里。

周成的枪，连同属于刘远的两个弹夹，一起被沉在河底。

刘远身上的嫌疑，一下子变得无比沉重。

就在这时，李卫东猛地想起一件几乎被遗忘的旧事：

好些年前，似乎有一位警校的老教官，曾经反复向上头反映过，怀疑刘远有问题。

那位教官叫王德明，是刘远当年在警校时的射击课老师。

1987年连环案发后，当时还在警校任教的王德明仔细研究了案情细节，尤其是银行抢劫那次的枪击：

四枪都奔着要命的地方去，开枪毫不犹豫，透着一种冷酷的专业。

“这不是普通警察或者当兵的路子，”王德明当时就说过，“咱们练枪，首要目的是制伏，通常打非要害部位。可这人每一枪都想直接要命，打的是头、胸。这说明他受的训练理念不一样，或者他骨子里就是那种极端性子。”

王德明对刘远印象很深。

当年在警校，所有学员里就数刘远最特别。

别人都按教材要求，瞄准四肢区域练，只有刘远，每次都死死瞄着靶心（模拟人体要害），还跟王德明说过：

“对付罪犯，就得一下子解决掉，不能留给他反咬一口的机会。”

王德明批评过他这种想法，刘远当面不反驳，可该怎么练还是怎么练。

连环案一出，王德明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凶手那种干脆利落、下手狠绝的风格，太像刘远了。

于是，他在1988年和1989年，两次向上级反映了自己的怀疑，觉得刘远可能就是那个凶手。

但当时领导觉得，王老师这纯粹是基于射击风格的推测，拿不出任何实在证据。

况且刘远是专案组里的人，工作表现有目共睹，还立过功，怎么看都不像。

王德明的举报，就这么被搁置了。

“当年王教员的怀疑是对的！”李卫东立刻让人去联系已经退休的王德明。

听到刘远成了重大嫌疑人，老爷子在电话那头情绪很激动：

“我早就知道是他！我带过那么多学生，只有他是那个路数。面上看着挺像样，心里头又阴沉又狂妄，我那时候就觉出来了！”

除了王德明的旧案，另一个被忽略的细节也重新被翻了出来。

当年根据孙玉珍的描述，局里请人画过一张凶手的模拟画像。

画像上的男人中等身材，脸型轮廓分明，当时就有几个老同事私下嘀咕，说有点像刘远。

可一来觉得不可能，二来画像本来就有模糊性，谁也没当真。

更让人心里发堵的是，当年画像出来时，刘远本人就在旁边。

他还指着画像，半开玩笑地对大伙说：“嘿，这怎么照着我的模样画啊？”

同事们听了都乐，只当是他嘴贫。

现在回头想想，那何尝不是凶手混在人群中，最猖狂的一次炫耀。

还有一件事，也加深了刘远的嫌疑。

一位已经调离的老刑警回忆起来，1995年5月11号晚上，他去刘远宿舍串门。

敲门的时候，清清楚楚听见门里面“咔嚓”一声。

那是手枪子弹上膛的动静。

刘远开门见是他，才有点慌忙地把手里的一把枪收起来。

老刑警当时还夸他警惕性高，一个人住也不放松。

现在再看，刘远当时的配枪按规定已交回枪库保管，那他宿舍里那把他下意识上膛的枪，是哪来的？

警方立刻调取了记录，证实1995年5月11日当天，刘远的公务配枪确实在库房里。

那他藏在宿舍的那把，答案几乎昭然若揭。

所有的线索，像无数条溪流，终于汇向同一个名字，刘远。

1996年4月，警方决定对刘远实施抓捕。

逮捕令送到刘远面前时，他正在办公室整理卷宗。

看到几位同事表情严肃地走进来，他没有丝毫慌乱，反而异常平静，像是等了很久一样。

“我知道为什么找我。”刘远放下手里的钢笔，声音很淡，“九年了，也该有个了结了。”

虽然表面镇定，但审讯一开始并不顺利。

刘远毕竟是老刑警，对办案流程和证据规则一清二楚。

起初，他只承认自己违反规定，私藏了两个本应上交的弹夹，对杀人抢枪的事，一概否认。

专案组改变了策略，把从河里起获的枪和弹夹摆在他面前，又请来了已经退休的王德明。

王教员面对面，条分缕析地讲了他那种追求“一击致命”的射击理念，与银行劫案中凶手冷血专业的枪法如何吻合。

同时，技术鉴定结果也出来了：刘远的鞋印与四起案发现场留下的足迹完全匹配；那张诡异漫画上的字，尽管刻意伪装，笔迹专家的反复比对后，也认定出自刘远之手。

面对这些扎扎实实的证据，刘远终于撑不住了。

1996年5月，他交代了一切。

06

刘远的童年过得并不好。

家里是普通工人，爸妈总为钱吵架，关系紧张。

他从小性格就闷，心里憋着一股劲，看着条件好的同学，既羡慕又不平。

他那时候就暗下决心，将来一定要混出个样，挣大钱，再也不想过穷日子。

1985年，刘远警校毕业，穿上了警服。

一开始，他觉得挺光荣，也有面子。

可干了几年刑警，他发现这工作又累又危险，挣的却只是份死工资。

看着社会上一些没什么文化的人倒腾生意发了财，吃穿用度都讲究，他心里越来越不是滋味。

“我天天拼死拼活，抓人破案，挣的还不如人家一顿饭钱。”刘远在审讯时说，“凭什么他们就能过得那么滋润？我不服。”

邪念就是这样慢慢生出来的。

他想到了抢银行，觉得这是来钱最快的路。

可抢银行得有家伙，最容易到手的家伙，就是同行身上的枪。

一个狠毒的计划在他脑子里成型：先搞到枪，再用枪去弄一大笔钱，然后远走高飞，享受人生。

他挑的第一个目标是张守仁。

理由很实际：老张年纪大，身体不太好，下班路线固定，而且那些日子确实经常不佩枪。

他觉得就算失手没抢到枪，也不容易引起怀疑。

1987年11月1号晚上，刘远提前躲在那条小巷里，用准备好的螺纹钢棍，从后面给了张守仁一下。

可翻遍老张身上，也没找到枪。

他只能暗骂一句，匆匆离开。

第一次没得手，刘远没死心。

他很快盯上了东郊派出所的杨建军。

老杨也是老民警，下班走的那段路很偏，而且习惯佩枪。

1987年12月11日晚上，刘远在杨建军回家的菜地边上等着，用随手捡的石头和木棍下了死手，抢走了他的枪和子弹。

弄到第一把枪后，刘远本来已经可以着手计划抢银行了。

但一个突如其来的意外，逼得他不得不再次动手。

1987年12月那会儿，刘远和周成排到了一起值班。

两人是警校同学，四年同窗，关系算是不错。

闲聊时，周成随口提了一句：“最近这两桩袭击咱们同行的案子，我老琢磨着，这人会不会就在我们身边转悠？搞不好我都猜到是谁了。”

说者无心，听者却像被针扎了一下。

刘远心里猛地一沉。

他知道周成多半只是瞎猜，可生性多疑的他，不敢冒这个险。

为了彻底安心，他决定干脆除掉周成，正好还能多弄一把枪。

1987年12月24日晚上，刘远摸清了周成的行踪，在他从女朋友家回宿舍的路上等着。

他用从杨建军那里抢来的枪，只开了一枪，周成就倒下了。

他迅速拿走了周成的配枪。

杀了周成后，刘远预料到局里肯定会加大排查力度。

他决定先按兵不动，同时想办法把水搅浑。

于是，他想出了画漫画这招。

制造一个情杀的假象，把调查引到错误的方向去。

1988年4月5日清明节一早，他悄悄摸到周成女友李晓兰的住处附近，把事先画好的漫画钉在了门上。

“老井”是他胡诌的名字，画上那个裸体女人也是为了把戏做足。

字是故意写歪扭的，让人没法查。

这招果然起了作用。

那幅画像一块大石头砸进水里，让专案组一时间摸不着方向，分散了大量精力。

刘远趁着这个空档，开始精心准备他最终的目标，抢银行。

他选中了工商银行朝阳道储蓄所，因为这里每天过手的现金多，而且下班后需要人工步行押送一段路，容易下手。

1988年10月25日傍晚，他埋伏在储蓄所去往分理处的路上。

当孙玉珍和王国庆提着钱袋走过来时，他开了枪。

打死了王国庆，打伤了孙玉珍，抢钱时又打死了两个恰好路过的无辜百姓。

他抢走了四万五千块钱。

得手之后，刘远异常谨慎。

他没有立刻挥霍这笔钱，而是把钱藏好，继续扮演他“优秀刑警”的角色。

他知道两把失枪是最大的隐患，于是在1988年年底，将周成的那把枪和四个弹夹用塑料袋层层包好，扔进了陡河。

另一把枪（杨建军的）他一直藏在身边。

直到1995年，一次同事突然来宿舍串门，差点暴露。

他心惊胆战，不久后就把那把枪扔进了郊区一个废弃煤矿的深水坑里。

后来煤矿改造成了化工厂，那把枪至今没找到。

接下来的几年，刘远小心翼翼地掩盖着一切。

他工作甚至更加卖力，破了不少案子，得到了提拔，成了队里的骨干。

他以为，时间久了，一切都会过去，他可以守着那笔钱，安稳地过完后半生。

他怎么也没想到，九年后，陡河清淤的工程，会让沉在河底的秘密重见天日。

“我后悔过吗？”在最后的供述里，刘远这样说，“偶尔吧。看到那些家属的样子，看到老同事们为了这案子熬白的头发，心里也不好过。但我太想有钱了，太想翻身了。走错了第一步，后面就停不下来了。”

1997年，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刘远死刑。

行刑前，他提出想见见王德明老师。

见到王德明后，刘远深深鞠了一躬。“王老师，谢谢您。如果当年您的怀疑被重视了，我或许不会犯下这么多罪，也不会走到今天。是我自己的贪心和狠毒，毁了我自己，也毁了那么多家。”

王德明看着这个曾经的学生，长长叹了口气：“路是你自己走的。当了警察，本该是挡在恶前面的人，你却用这身本事去作恶。这是最不能原谅的。但愿下辈子，你能做个好人吧。”

1997年10月，刘远被执行枪决。

一声枪响，为这桩跨越九年的连环血案，画上了句号。

刘远伏法后，压在唐山人心头近十年的连环案，总算是了结了。

这桩悬案牵扯了太多人，也给本地的公安队伍留下了抹不掉的教训。

遇害警察的家人，总算是等到了一个交代。

周成的女朋友李晓兰听到判决结果后，去了周成的墓前，流着泪说：

“害你的人，已经偿命了。你好好歇着吧。”

杨建军的老婆带着已经快成年的孩子，给公安局送去一面锦旗，上面绣着“正义昭彰，为民除害”几个字。

张守仁虽然身体大不如前，还是坚持让家人陪着，到局里跟当年办案的民警道了声谢。

这案子也促使唐山公安系统内部进行了彻底的整顿。

加强了对干警的日常教育，配枪的管理变得极为严格，案件侦查的监督机制也完善了许多，为的就是防止类似的悲剧重演。

王德明教员当年的坚持和判断，最终得到了所有人的敬重。

要不是他一直没放下心里的怀疑，要不是他对射击习惯那份职业的敏感，这个藏在警服里的凶手，恐怕真要逍遥一世了。

他用专业和固执，守住了为师者、为警者该有的那份担当。

很多年后，当年参与办案的人提起这案子，还是百感交集。

李卫东后来常说：“刘远是个地道的两面人。面上看，正直、能干；心里头，又贪又狠。

他这个例子警醒我们，不管穿着什么衣服，坐在什么位置，心里那杆秤不能歪，对法律得存着敬畏。

不然，身份再好看，也遮不住骨子里的恶；伪装得再高明，也总有一天要露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