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错误的代价：历史上三次错误决策，导致不可挽回的悲剧！

公元311年，也就是永嘉五年，对于中原汉人来说，绝对是噩梦级别的一年。

洛阳城破，那个平时养尊处优的晋怀帝司马炽，被人像拖死狗一样拽到了匈奴人的宴席上。

这一年他30岁，穿着下人的青衣，低眉顺眼地给一群“蛮夷”权贵斟酒。

谁能想到，这把射穿西晋心脏的毒箭，竟然是两百多年前，一位被称作“位面之子”的千古明君亲手打造的？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爱开玩笑。

很多让你后背发凉的崩塌，最初的起因，往往是一个看着无比英明、甚至被全天下点赞的“神操作”。

回头看看中国古代史，有三次让人拍案叫绝的顶级“阳谋”，当时看是高招，结果最后全成了催命符。

历史最荒诞的地方就在于，很多看似完美的闭环，其实是给自己打的一颗延时子弹。

先把进度条拖回到公元48年。

那会儿东汉刚开张没多久，刘秀坐在皇位上正发愁。

北边的匈奴那是真难搞，打吧，国库刚经历过战乱，穷得叮当响；不打吧，这帮人天天来边境“零元购”。

就在这时候，天上掉馅饼了。

匈奴那边闹了严重的蝗灾，又赶上统治层内讧，直接裂开了，分成了南匈奴和北匈奴。

南匈奴的单于一看混不下去了，带着几万人跑到长城脚下，跪求汉朝收留，说愿意当大汉的看门狗。

这时候摆在刘秀面前的就两个选项：要么趁你病要你命，彻底把这帮人清理干净；要么省点钱，搞个“以夷制夷”。

刘秀毕竟是过日子的好手，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养兵打仗多贵啊，既然有人愿意免费看大门，还能帮忙咬北匈奴，这不就是古代版的“安保外包”吗？

于是，刘秀大手一挥，接纳了南匈奴，把他们安置在水草丰美的河套地区，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内蒙那一带。

这招在当时看，简直绝了。

不用汉朝出一兵一卒，南匈奴为了表现忠心，嗷嗷叫着就把北匈奴赶跑了。

但这事儿吧，刘秀忽略了一个最要命的变量：人口繁衍。

两百多年，对于一个王朝来说很漫长，但对于在温室里繁殖的游牧民族来说，那是黄金时代。

到了西晋那会儿，原本那点“看门狗”已经繁衍成了上百万的庞然大物。

为了省一时的饲料钱，结果养出了一群吞噬子孙的狼，这笔买卖，亏到了姥姥家。

我看了一下《晋书》里的记载，那个时候关中地区，“戎狄居半”，说白了，汉人反倒快成少数民族了。

等西晋那帮王爷为了皇位搞“八王之乱”，把自家精锐杀得差不多的时候，旁边早就磨刀霍霍的匈奴人一看：哟，房东不行了？

那这房子归我了。

这就是惨绝人寰的“五胡乱华”。

曾经的安保人员，瞬间变成了劫匪。

如果说汉朝是引狼入室，那大唐的悲剧，就是把自己手里的刀磨得太快，快到最后握不住了。

唐玄宗李隆基，这哥们儿前半辈子是真猛，开元盛世搞得有声有色。

但唐朝的地盘太大了，周边一圈全是硬茬子：吐蕃、突厥、契丹，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

为了应付这些高强度的边防压力，朝廷琢磨出了一套“节度使”制度。

啥意思呢？

就是发现中央集权指挥太慢，干脆给边境将领放权。

你想打仗？

兵权给你；没钱？

当地税收你自已留着；没人？

你自己招。

这在初期效率极高，大唐边军战斗力直接爆表，逮谁灭谁。

但是，人性这东西是经不起考验的。

当一个节度使手里有兵、有钱、有地盘，除了名义上给皇帝磕个头，实际上跟个土皇帝没啥区别。

你指望他不仅能打仗，还能这辈子老老实实给你当打工仔？

到了天宝年间，这个雷终于炸了。

安禄山，一个身兼三镇节度使的胡人胖子，手里攥着大唐最精锐的近20万边军。

他回头一看，长安城里的那个老皇帝正忙着跟杨贵妃跳舞呢，中央军早就废弛了。

这时候不反，更待何时？

“渔阳鼙鼓动地来”，安史之乱不仅打断了唐朝的脊梁骨，更可怕的是它开启了一个死循环。

为了平定安禄山，唐朝不得不去求助其他节度使，结果就是按下葫芦浮起瓢。

哪怕后来安史之乱平了，藩镇割据这个毒瘤也切不掉了。

当一把刀锋利到连握刀的人都瑟瑟发抖时，被割伤只是时间问题。

到了唐朝末年，这帮军阀杀红了眼，直接导致了后来的五代十国，整个中国大地又陷入了半个多世纪的绞肉机模式。

再说最后一个，这可能是最让人意难平的一次决策。

大明刚开国那会儿，朱元璋坐在南京的龙椅上，看着山东沿海送来的战报，眉头皱成了“川”字。

那时候日本正处于南北朝战乱，一帮打败仗的武士流窜到海上，成了早期的“倭寇”。

这帮人不仅抢劫，还跟沿海的刁民勾结，搞得大明边境乌烟瘴气。

对于朱元璋这种乞丐出身、极度追求稳得一比的皇帝来说，不可控的大海就是最大的变数。

既然管不好，那干脆就别管了，大家都别出去了。

于是，那道著名的“寸板不许下海”的禁海令横空出世。

老朱的想法很单纯，甚至带着点小农式的狡黠：咱们中国地大物博，自给自足，只要把地种好就能吃饱饭，何必去海上冒那个险？

把门关死，倭寇进不来，老百姓也不乱跑，这江山不就稳了吗？

短期看，确实稳了。

倭寇没法大规模登陆了，沿海老百姓老实种地了。

但历史的残酷就在于，它不仅有纵向对比，还有横向对比。

就在大明王朝烧毁海船图纸、把海洋当成禁区的时候，地球另一端的欧洲人在干什么？

他们正驾着破破烂烂的小帆船，像疯子一样冲向大西洋。

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达·伽马绕过了好望角，麦哲伦在搞环球航行。

大航海时代开启了，全球的财富、资源、技术开始疯狂流动。

大明把门关上的那一刻，不仅挡住了强盗，也顺手把这个世界的未来拒之门外。

这就好比别人都在搞互联网了，你非要把自家电脑网线拔了，说玩局域网最安全。

几百年下来，这差距就不是一个量级了。

等到1840年，英国人的蒸汽铁甲舰开到家门口时，道光皇帝居然还在问：“英吉利国离咱们有多远？

能不能走陆路过去？”

刘秀为了省钱，埋下了五胡乱华的雷；李隆基为了效率，养出了藩镇割据的虎；朱元璋为了维稳，堵死了走向世界的路。

这三次决策，在当时看来，每一个都有极其合理的理由，甚至被认为是“老成谋国”的智慧。

但他们都只算计了眼前的利弊，却没看到制度惯性一旦滑出去，会造成多大的雪崩。

1840年6月，英军舰队封锁珠江口，数千年的天朝上国梦碎了一地，而那破碎的声音，其实早在几百年前的紫禁城里，就已经响过了。

参考资料：

房玄龄等，《晋书·怀帝纪》，中华书局，1974年。

范晔，《后汉书·南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

张廷玉等，《明史·朱元璋传》，中华书局，197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