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爱憎决定了他的科学贡献

有两篇文章，名为《超晶格》和《临界点》，我们从它可以理解杨振宁先生对物理学创造力的理解。他说，一个人的爱憎、能力、脾气和机遇，决定了他在这个领域里工作的风格，而这个风格决定了他的科学贡献。这个道理乍听起来有些反常，物理是典型的研究规律的学问，怎么和爱憎、脾气、机遇扯到了一起呢？

举例来说，杨振宁先生在西南联大学习物理的那几年里，看到的所有期刊都是落后于当时物理前沿的，最少落后一年，最多落后三四年。因为最新的物理论文要在战乱中辗转运到昆明的西南联大，本就需要很久的时间，于是西南联大的师生们做学研究的模式自然不是赶潮流，而是要从过往文章中发现其中的深层关联，并且把课程系统化。

于是杨振宁比其他物理学家更早地培养出研究方法上的偏好，这些偏好伴随了他一生的研究，比如虽然都是鼎鼎大名的物理学家，杨振宁更欣赏费米、狄拉克、爱因斯坦和薛定谔的逻辑，而排斥海森堡的。这种排斥并不是从几篇论文产生的偏见，而是在后续见到海森堡，多次深入交流后，反而更确定了当初对那种研究方法的排斥。

用最粗糙的方式描述海森堡的研究逻辑是这样的，先凭直觉和哲思搭一个很大的框架，再把这个框架里说不通的部分缝缝补补。于是海森堡的逻辑里，正确的洞见和可疑的论断混杂在一起，缺少优美的数学结构。早年推导出量子力学的矩阵形式，提出不确定性原理，是这种不美妙方法里运气好的部分；晚年的非线性自旋场，世界方程等理论就是同样方法下没有那么好运的部分，遭到了学界广泛的质疑。

说到机遇，就更塑造了杨振宁的学术风格，因为西南联大经常被轰炸，所以根本没有条件做像样的物理实验。于是直到硕士毕业，杨振宁先生在物理实验方面都是瘸腿的。到了芝加哥大学读博士，实验方面自然很弱，尽管同学们对他很友善，但“哪里炸的乒乓作响，哪里准有杨振宁在场”的笑话，还是实验室里尽人皆知的。

杨振宁先生在另一篇文章《临界点之后记》里，写了自己入籍美国的挣扎和释怀。在入籍前他已经在美国生活了十九年，对一个深入浸染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来说，决定入籍是非常纠结的：

1）中国传统文化里没有长期离开家乡的观念，移居别国被认为是一种彻底的背叛。

2）杨振宁从小就是读着诗书礼乐长大的，可以整本背诵《孟子》。

3）父亲杨武之年轻时是芝加哥大学数学专业的博士，游历甚广，但对儿子放弃故国是不满的，直到临终始终无法宽恕。

4）杨振宁在纽约见过很多旅居美国的华人移民，终身孤老做着体力活，尽管他本人偶尔因中国人身份被刁难，但主要受到的还是高规格的礼遇。当时中国人在美国的阶层可以由这些打工者代表。

5）在美国时间久了接触到了不少历史记录，之前百年里华人劳工遭受到的苦难，实际是比其他移民更沉重的。

这些是让杨振宁在入籍这件事上裹足不前的因素。而让他入籍的理由也很现实，十九年的学习和工作让他认识到，他在美国的根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往深处扎了。但这个理由还不足以说动他。直到1961年他在电视上看肯尼迪总统的就职典礼，诗人罗伯特·佛洛斯特应邀朗诵了一首诗《无条件的奉献》（The Gift Outright），诗里写道：

占有我们尚不为之占有的，

被已不再占有的所占有。

我们所保留的使我们虚弱，

直到发现正是我们自己。

我们拒绝给与我们生活的土地，

于是在投降中得到了新生。

杨振宁说，当他听到这首诗，似乎有什么东西直接触达了他的心灵。后来他还专门去找，在一本诗集里找到了这首诗，它确实很美，很有力量，这首诗在杨振宁申请入籍美国的决心里起了很大作用。尽管就职典礼上这是首是带有政治意味的，简单地说就是配合肯尼迪的新边疆政策，给那些离开家乡建设边疆，而又缺少归属感的年轻人鼓劲：你无条件奉献的那个地方就会成为你的家。对杨振宁而言，当他最重要的学习和工作还有成果，都是在这里完成的，当他把自己的事业、责任、纳税、教学、公共生活全都交给了这里，既然你已经主动地把自己交付了给了那片土地，那里就是你的家，你和那片土地互相拥有，于是入籍就是应当应分的，不必以此为耻。我觉得这个想法对很多今天的中国移民来说，依然有助于让他们达成自我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