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美国女作家逝世，临终前交代：把我的遗产和骨灰都交给朱德

1949年10月1日清晨，纽约哈德逊河畔的出租屋里，收音机里忽然传出北京的礼炮声。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坐直身子，手抖得厉害，茶杯里的水洒了一桌。她盯着那台旧设备，仿佛坐在千里之外的开国典礼现场。对她而言，这礼炮像一份确认书——三十年理想，并非空谈。

1892年，她出生在密苏里一户佃农家。父亲矿井劳作，母亲洗衣度日。穷苦让她少年时就当过报童、当过佣人，甚至跑腿卖报纸。一番摸爬滚打，她靠姨妈的赞助勉强拿到大学文凭。底层生活塑造了她的天生叛逆。二十出头，她因为声援印度独立被捕；出狱后，干脆远走欧洲，做起《法兰克福日报》记者。

1928年11月，她第一次踏上上海外滩。那天细雨，黄浦江雾气蒙蒙，滩头却混杂着刀光与血腥。“四一二”后的白色恐怖没有停过，尸体隔三差五就被冲上岸。她意识到自己报道的，不仅是新闻，更是生死。也正是那一年，她遇见宋庆龄，进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她得以把血腥真实译成英语，送上欧美报纸的头版。罗曼·罗兰、萧伯纳、爱因斯坦相继签名声援，这些名字给了被围剿的中国革命一次呼吸机会。

1934年回到上海，她发现许多熟面孔已不知去向。一次信件把她引到西安：刘鼎以张学良副官的身份请她“看看陕北”。“西安事变”爆发后，国内舆论炸锅，她坐在临时广播台里，用嘶哑嗓子向世界解释“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真正含义。张学良直言：“你替我把话说给华盛顿听。”

1937年1月，延安方面发来邀请。破吉普车摇摇晃晃，八百里黄土高坡尽是风沙。到达第一晚，就见到了传说中的“赤匪头子”朱德。对方穿着打补丁的灰制服，先伸手把她的行李拎下车，憨笑一句：“路上辛苦。”那一刻她意识到，西方报纸描述的“恐怖之徒”并不存在。

接下来的几周，她坐在窑洞里听朱德讲从南昌起义、井冈山到长征的故事。她忽然起意：“我要写你的传记。”朱德摆手：“去多看看别人，再决定。”她跑遍陕北，看到了妇女纺线、儿童识字、战士种菜的场景，再回窑洞时，坚持原想法。朱德点头：“那就每周来三次。”

访谈极其朴素。她发问，他作答；有时一场交谈通宵。某次说到母亲，史沫特莱眼眶发红，朱德轻声道：“天下穷人是一家。”这种共鸣让她确定：这是写给世界的一面镜子，而不只是一本人物传记。

七七事变爆发，朱德即将率部东渡抗日。她也想随军，被以“前线太危险”为由拒绝。她倔强地顶一句：“我没选性别，是上帝选的。”最终，她坐着一把藤椅被抬上山西的战地服务团。随后几十篇战地通讯，把八路军抵抗日军的真实情况搬上美联社的电报线。日本军方一纸名单，把她列为“最应铲除的六名外国人之一”。

1940年，她积劳成疾，被迫赴重庆，再辗转香港、旧金山。美国情报机构盯上了她，给她贴上“红色间谍”标签。演讲被取消，稿费被拖欠，连护照都难以更新。可她仍四处演说，呼吁对华支援。有人当面劝她：“别再为那群和你毫无关系的人拼命。”她淡淡回一句：“他们和我有关系，我们同在一个被压迫的世界。”

1945年，她躲进乡间小屋，开始整理五十多万字的《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初稿。缺资料时，她直接写信到陕北。几个月后，包裹里寄来演讲稿、剪报、甚至一枚毛主席像章。这些物件后来被她珍视收藏，放在书桌最上层。

1949年，新中国成立消息传来，她写信给朱德：“我将支持新中国直到最后一分钟。”同年10月底，她拿到仅限欧洲三国的临时护照，自嘲一句：“至少离中国更近一点。”到伦敦后，她几乎参加了所有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的活动，却感觉身体在透支。

1950年4月，她因胃穿孔住进牛津医院。手术前夕，她叮嘱好友玛格丽特：“骨灰火化后送到中国，交给朱德。稿费也归他，由他决定怎么用。”医院走廊昏黄灯光下，她的语速很平静，像在做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交代。

5月5日，手术进行。次日凌晨，呼吸停止，享年五十八岁。10月，骨灰箱随货轮抵达天津，后由专列送往北京；翌年5月6日安葬八宝山。墓碑正中八个字——“中国人民之友”，落款朱德。那批外国稿费后来被用来购买冶金、化学专业新书，两大木箱寄往清华、北大和科学院图书馆。

史沫特莱离世时，没有存款，也没留下住宅。她留下的是文字、录音、底片，和一份清晰的逻辑：贫苦大众的解放高于一切。对朱德而言，那些外国稿费不过是数字，但对于刚刚起步的新中国科研系统，却是一批难得的第一手资料。那一年，很多研究所首次看到最新的德文《钢铁冶炼新技术》，书脊内页赫然盖着“史沫特莱基金”印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