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一套编号为JAC–02的影印文件在东京被解密,仅仅几小时,数位东亚史研究者便快递将其副本送抵北京。文件首页加盖“机密·永久保存”红印,落款日期是1938年7月。就是这批尘封八十多年的材料,把当年日军在中国的终极目标写得清清楚楚——“对华战争旨在重塑人种结构,确保大和民族世代占领东亚大陆核心区”。简短一句话,远比“争取资源”“大东亚共荣”更加阴冷。
文件一共四册,最引人注目的是第三册《华北治安肃正要纲》。除军事占领与经济掠夺外,其中“人口与文化处理”部分才真正令人倒吸冷气。档案将侵略策略分为三步:削弱血脉、切断文化、输出价值观。具体做法包括集中屠杀青壮年男性、推广日式教育、系统焚毁典籍。对照史实,旅顺、平顶山、南京的惨剧正是“步骤一”的现实演练;至于“步骤二”,几乎每座被占城市都能找到被烧成灰烬的书库与校舍。
有意思的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日本国内曾零星流出类似说法,却被官方定性为“虚构”。如今档案在手,所有辩词显得苍白。密令中规定,为确保行动顺利,需在华北推行所谓“皇民化学制”,目标是十年之内使当地汉语阅读率下降七成。那句“皇民化”当时或许只是口号,但各类细节一一对应:小学课堂挂起旭日旗,学生早读背诵《修身纲要》,连地图也全部改用日式地名。
值得一提的是,此前学界对侵华动机常聚焦经济瓶颈与原料短缺。经济无疑重要,却不足以解释大规模文化湮灭与种族清洗的残忍手法。若仅为煤铁棉纱,大可签订租让协定或扶植傀儡政权,而不必在短短几日屠杀数万平民。档案让另一个视角浮出水面:处于岛国的日本被陆权大国包围,军事集团认为只有在大陆培植“人种缓冲带”才可长久安全,于是形成亡国灭种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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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第四册《北支劳务利用计划》细化到每一个县的“可征调劳工配额”,甚至写明“人口不足时,可向河南、山东延伸补充”。从1935年到1945年,中国被强征劳工超过1500万,这一数字与档案统计值的吻合度高达92%。文件正文旁有一行手写批注:“劳务消耗,既可供军需,又可削弱敌族生育潜能,一举两得。”短短二十字,赤裸地把人当作可消耗的燃料。
“这种文字,比任何照片更让人作呕。”一位翻译人员在校对时留下一句评价。档案的出现也迫使研究者重新审视细菌战和毒气战的位置。许多细节此前被当作“战场极端手段”,但在密令里,它们被归入“人口递减工程”。例如“水源投毒”被列为“隐蔽性高、成本低”的首选方法,推荐在“敌方粮食收获季”集中使用,以制造恐慌和迁徙,让耕地撂荒。
转回1931年的东京参谋本部,一场高层会议记录在档案第一册。某少将报告时低声提醒:“必须使支那民族人口曲线在十五年内呈倒V走势。”旁边的岸田参事抬头回应:“务必如期完成,否则大东亚未来无基石。”简单一句对话,暴露了动机的彻底与冷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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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想一下,如果这一套计划真的完全实施,中国会面临怎样的景象?人口锐减、文化断裂、土地与产业尽入外手。幸运的是,历史选择了另一条道路。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让日本统治始终停留在局部,哪怕在最黑暗的1938年,华中、华南的零星烽火也未曾熄灭;东江纵队暗夜里炸毁军需列车,八路军“百团大战”摧毁铁路线,两条战线把“十五年倒V”硬生生拖成了“八年相持”。
档案同样记录了侵略集团的恐慌。1941年12月,《华北战斗视察报告》写道:“补给线仍遭袭扰,’皇民化’进度不到计划三分之一,华北学生英语教材流入增加,士气受挫。”短短几行抱怨,让人看到真相:文化根脉一旦扎下,即便校舍焚毁,书籍焚烧,仍能在废墟角落里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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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投降后,一部分资料被转入国立公文书馆,另一部分则被刻意藏匿。直到2018年,日美学者在群马县一处旧军火库发现大量密封铁箱,里面装的正是JAC–02这一批。搬运时有人随口问道:“当年为何不毁掉?”现场一位耄耋老人摇头道:“大概自信不会输吧。”狂妄与侥幸,使得铁证得以留下。
对今天的读者而言,经济解释固然易于量化,却不能覆盖全部真相。战争机器不只抢矿抢粮,更意图打碎一个民族的精神坐标。旅顺、南京留下的尸骨提醒世人:当侵略者把屠刀对准文化与人口时,动机早已超越资源争夺。绝密档案的字里行间,没有一句忏悔,没有半点同情,只有冷冰冰的数字与指标,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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