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年得知溥仪月薪仅180元，毛主席当即决定：从稿费中拿2000给他

1964年2月13日晚，北京下着小雪，中南海的灯光仍亮。那天，毛主席正校阅一沓刚付印的文稿，秘书把稿费清单递上来。毛主席随手翻了翻，见数字约一万五千元，随口一句：“这钱留着，我另有用。”话锋就此埋下。

几小时前，文化界老前辈章士钊来向主席请示春节座谈会人员名单。其中一个名字，便是刚刚由植物园调入政协文史馆的溥仪。章士钊顺带提了句——溥仪现在每月工资一百八十元，平日吃穿挺紧巴。毛主席放下茶杯，沉默数秒：“才这么点？”他没有多议，把座谈会细节交代完，章士钊便告辞。谁也没想到，这短短一句感慨很快变成具体数字。

让时间倒回五年前。1959年9月4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宣布对33名战犯特赦。走出抚顺的溥仪，一时竟分不清现实还是梦境。十年劳改让他第一次学会洗衣倒马桶，也让他明白何为新生。再次踏上京城土地，他的任务不再是皇帝，而是普通公民。那年秋天，他进了北京植物园，早晨抄着手推小车修枝剪叶，午后守在售票窗。有游客认出末代皇帝，他尴尬地笑，低头继续售票。

劳动锻炼外，管理部门还为他安排学习班。清史、日语、俄语、政治常识轮番上阵。溥仪视力极差，汗珠常顺着镜片滴落，他却从未缺课。1959年底的一份思想小结里，他写下“真正的自由，是对过去的否定与对未来的建设”。字迹歪斜，却透着认真。

1961年，颐年堂见面成了转折点。那天午后，溥仪紧张得手心冒汗，毕恭毕敬地对毛主席说：“我对国家有罪。”主席摆摆手：“过去的事先放一放，你现在身体怎么样？工作顺不顺？”短暂的对话里，主席提议让他参与清史资料整理，并鼓励把个人经历写成书。溥仪连连点头，“我想写《我的前半生》。”主席笑了笑：“可以，好好写，材料真实些。”

也正是那一次饭桌，溥仪看到主席几乎不夹肉，不禁问原因。主席只淡淡一句：“老百姓难得天天见荤，我也随他们。”这种简朴场景，深深撞进溥仪心里。他回到植物园，第二天就把藏了许久的一小块方糖分给同事：“我以前铺张惯了，现在想改改。”

1962年春节前，主席请章士钊、程潜、仇鳌、王孝贤与溥仪小聚，五人谈前尘似在说别人的故事。席间，主席再次问溥仪婚姻，“年纪不小了，可以组个家，互相关照。”一句平常劝慰，却让溥仪有了勇气。1962年“五一”，他与护士李淑贤登记结婚。李淑贤当年29岁，之前两次婚姻都以离异收场；溥仪56岁，双目近乎高度近视。婚礼没列席宾客，也没礼炮仪仗。唯一象征喜庆的是一束大红玫瑰，花店老板听说是给末代皇帝结婚，不敢加价。

婚后的小插曲不少。有一次暴雨，李淑贤加班未归，溥仪傻站在公交站台两小时，湿得透凉；又一次，他在街头给妻子买葡萄，却忘记带钥匙，只好抱着塑料袋等在家门口。邻居笑他“昔日皇帝，如今模范丈夫”，他咧嘴就是一句：“过去那套没用了。”

1964年春节座谈会选在正月初三。会后众人拍照留念，溥仪站在主席右侧，章士钊突然打趣：“这可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和大清的末代皇帝同框。”一屋子人哈哈大笑，气氛热络。席散人未散，章士钊想起月薪话题，顺带提及载涛住处雨天漏水。主席这才知道两位老人生活窘迫，便让机要秘书把当天拿到的稿费清点好：“取两千元出来，一并给溥仪、载涛补贴。”

两千元，在当时足够普通工人家庭一年花销。第二天下午，章士钊提着布包去了溥仪家。溥仪连连摆手：“我刚收到出版社预付稿酬，不能再要。”章士钊一句：“主席的心意，你不收我交不了差。”溥仪站起身，庄重鞠躬收下。他没立刻动用这笔钱，而是分成两份，一份资助小舅子上学，一份存进建设银行，他说这是“主席给的，再小也要分一些光给别人。”

1964到1966两年，溥仪几乎把全部精力压在《我的前半生》稿纸上。不同于以往宫廷回忆录的自怜，他在序言第一句写道：“我愿让后人看清一个旧制度产生的傀儡。”12万字初稿完成时，他夜里仍常惊醒，怕有遗漏的欺骗。先后四位历史学者、两位心理学专家参与校订，稿件五易其稿。1966年春节前夕，北京出版社付印，首印二十万册。

就在书籍排版的那个冬天，溥仪肾功能恶化。医生叮嘱静养，他却时常戴着厚厚眼镜坐在书桌前核对人名地名。1967年10月17日凌晨，他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61岁。病房桌角仍摆着那只写满红蓝修改符号的活页夹，封面用浅铅笔手写：“我欠时代的债，只有交代，才算还。”

晚年的溥仪，常与朋友聊起那两千元。他说自己记不清哪天花完，但记得拿钱的时刻——“那一刻我才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宽厚。”这句话，被李淑贤秘密记录在日记里，1979年整理遗稿时才公之于众。

今天翻看档案，能找到毛主席1964年2月13日那份批示：“稿费二千元，用于溥仪、载涛生活补助，勿使为难，主席。”寥寥数字，却见出一个国家最高领导人与末代皇帝之间奇妙而朴素的善意。它改变不了溥仪早已注定的历史位置，却让他在生命最后三年，拥有了一个以普通人身分书写过去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