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死扶伤须让位于道德洁癖？新京报：不能让生活作风问题专家擦边

12月21日，《新京报》发表署名评论员文章——《让“生活作风问题”专家坐诊，医院不可搞擦边》，文中称：“医疗领域特殊，医生的道德操守也因此始终会被置于放大镜下审视……从来不只是技术是否精湛，更有道德操守上的审视”。

这一评论针对的事件，是12月19日贵州铜仁市中医医院官宣：此前因“生活作风问题”被辞退的全国知名泌尿外科专家祖某某来院坐诊”，因此引发舆论风波后，该医院只好宣布放弃这一决定。

新京报在评论中称：“……医疗领域是特殊的。正如‘医者仁心、止于至善’‘健康所系、性命相托’这样的说法，医务人员始终被赋予了某种道德期待……”。

“……这是因为医生直接介入他人的身体、尊严与生命安全……医患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基于深厚信任的托付，如果医生因生活作风问题被停职调查，公众对其专业行为的信任度就难免要打些折扣……”云云。

估计，咱们这儿应该是世界上最讲“道德”的国度——原因有多种，其中，上下五千年来深厚的道德思想和文化氛围，算是最为重要的原因。

所以，这就导致一朝又一朝、一代又一代的国人，大都会在这种道德感强大的文化浸淫、熏陶下，有了下意识的道德直觉性认知，碰到问题就会拿道德审视与审判，也就成了一种思维习性。

为什么中国人的道德感会如此爆棚？就像有的段子中说：因为，“老子”愿意呀！——毕竟，对于“道德”思想最初的源头性强大叙述，就是来自《道德经》一书的老子老聃是也！

凡事爱讲道德，且有着让道德走向高尚标准的传统倾向，这当然不是什么坏事——也应该成为人类追求的一种方向。

所以，当一个医生失去了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甚至走向非道德的“下半身动物”时，那当然要因之付出代价。

比如这位知名的医学专家，就因其不道德的行为被辞退，并受到了相关调查和相应处罚，这些显然都是其应得之下场。

不过，在其付出与之相应的代价后，是否说，这样的人就此便只能走向完蛋了？从此就给“把非道德者踩上一万只脚，令其永世不得翻身”了呢？

此事件当事人的医生，确实有了“下半身失德性”污点，这当然应由纪律、法规与社会舆论进行监督与处置，令其得到必然的处罚与后果承担，这当然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否一如新京报的评论中所称“医疗领域是特殊的”，言下之意就是类似的医王一时失德、终身就必得失业了呢？

这不由令人想起一些反法西斯的二战影片，是描述所谓“盟军敢死队”的内容，其中的盟军队员，基本上都是从监狱里挑选出的犯人。

军队领域是不是比医疗领域更为特殊呢？难道，犯人就此永生被道德洁癖远离和抛弃，永远失去了重新服务于社会的机会吗？

有人或会说，那是“特殊时期的特殊领域”，其实，在和平时期，这样的特殊例证也有很多——仅言美国的现任总统，有着很多等而下之的非道德言行，还甚至因此受到了审理，但这还真的没有耽误他再任总统。

医生，确实是一个特殊的领域，对其职业道德、社会道德等的道德要求更高一些，当然不是问题，也会是社会之共识，但这同样并不代表医生一时失德，就要将其打入道德铁锁打造的监狱之中，永远再没有了服务于社会的可能了。

面对需要“救死扶伤”的社会医疗需求，对于已经受到道德或法治审判、舆论审判后的医生，真的就要通通将其未来的从医之路完全堵死吗？只要其一露头，做了服务于民众的医疗行为，就必须用道德大棒抡死才行吗？

“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如果我们的底层病人中，其实真的同样需要这类因失德受到过惩罚的医生，那么，是不是也可以让一些人或群体过于爆棚至“洁癖”高度的道德感，也可以稍稍让位一些，真正令服务于民生和百姓的“救死扶伤”，置于更上前、更上位的境地中呢？

此时，哪个道德性的要求，要高于其他，成为我们同样可以有的选择呢？——相信“救死扶伤”的道德感与重要性，必然大于其他的道德洁癖之审判吧？

真要是按照人类的道德标准“严要求、死约束”，在这世界上，想找一个毫无道德瑕疵的人，估计比天上无缘无故掉馅饼，或者是中个500万彩票大奖都难吧？

在此，只须每个人扪心自问一下：我真的是一个道德纯洁无瑕者吗？——道德自测，冷暖自知。这时，或许你的答案就不难得出了。

既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那么，我们就不应抱有“道德洁癖”的完美无缺之标准，来要求世界上的任何人！

当然，道德的追求与要求方面，笔者更倾向于它是一种内向对己的自律性；而所谓“道德洁癖”的放大镜审视，却明显更像是一种用于他人的外部要求与约束。

而当一个人更多习惯于用道德要求他人，而非是首先约束自身时，这样的道德感，就大多会轻易滑入虚伪性的泥淖之中！

特别是过度的道德洁癖之高要求于他人，本身就极难做到，且对于他人与社会也并非真的有益，更多不过是一种高调宣传下的乌托邦式“道德悬空大厦”而已。

这个世界上，本就没有什么道德完人，这是由人性的自然特征与本质特性所决定——比如人的自私性、利己性；以及适者生存常态下的自然竞争与天然选择性所左右。

于是，有人为了财物，有人为了女色，有人为了权力……就会或多或少存在着道德上的一些瑕疵性：这可以是私德上的缺陷，也可能是公德的失守，或许是政治道德上的不足等。

可以说，哪怕是被认为人类史最伟大的人物，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是真正的道德完美者！

承认道德的不完美性存在，则就应对道德缺陷具备一定的容忍度，也就不必将失德者一律掀翻在地，将其永远打倒不得翻身。

当失德者在受到相应惩戒后，还能获得自我反省、修正和改进的机会，同时，也因此令社会从其身上得到道德改进后的正向回馈，这岂不是一举两得、两全其美之事吗？

这样说，并非是在搞道德的“中庸思想”，不是在和稀泥，有意模糊道德的边界与底线。

这只是在言：对于承担失德的责任后，我们还须记取另一句道德高标准的话：“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如果我们承认失德者——甚至是失去法度约束的违法者，都应具有得到救治的话，那么，让有“生活作风问题”的医生，在其受到相应处罚后，仍有服务于病人的“救死扶伤”机会，这怎么就变成了“打倒在地永世不得翻身”呢？

提出道德约束要求，塑造更高的道德追求，当然可以有！但同时，也需要警惕道德评判的绝对化与扩大化，更不必走向极难实现的所谓“道德洁癖化”。

在道德与现实之间，不妨留有一些必要的余地，而非简单地让一方彻底“让位”于另一方，因此走向了双输，这显然并非是“最道德”的选择与结果吧？。

其实，当新京报这样本来有着“良知”之誉的媒体，现在都将精力着墨于个体之人的“道德声讨”时，其实也不难理解，为什么现在很多比道德更值得嘲讽、揭批的东西，却正在被媒体的“良知”视而不见，变得不愿、不想和不敢直面批评性精神的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