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那年，日军霸占小山村，日记写下五名女子血腥惨烈命运

1944年春天，一个湖南小村里只剩下五名妇女的记载，成为一份暴行的清单。这份材料出自一名日军士兵久保田的日记，日记的字句平淡，没有情感的起伏，将侵害平民的行动记录成例行的工作内容，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制度化的冷漠，把强制性行为与杀害登记成可以核算、评价的事情。

早在1941年9月，湖北的赵家店拉开清村行动的序幕，三天前，日军在附近巡逻时，被伏击了，死伤几人，上级下达了报复命令，出发部队是39师团下的231联队，二十三名士兵分几路去村口，报复对象明确，要快，抓人，树立威信，上级强调行动“不能留下证据，也不能留下人”，久保田没参加那次伏击，但被派去执行报复任务，负责清搜和处置。

赵家店当时只有不到一百个常住人口，行动在早上六点开始，日军分头进村，抓走了村保长彭亚全和他家人，村医，还有三个中年妇女。被抓走的妇女被关在祠堂里，士兵们轮班看守。彭亚全妻子在反抗的时候被刺刀刺死，久保田在日记里冷静地记录了被抓走的人数和处理过程，把屠杀写成了任务完成的流水账。村东侧三栋房子随后被点燃，理由是“防止再利用”，村子里抓走的人被杀掉，久保田因为这次行动得到提升和嘉奖，他在日记里承认，像这样报复比真正的战斗容易，因为受害者没有反抗的能力，从那之后，他的日记里常常出现“清除痕迹”之类的词汇，显示出有一套有组织地消除证据的方法。

同一师团在1944年3月进入湖南耒阳。久保田小分队在村西南边一个临时宿营点。村里此前被扫荡过多次，许多村民都离开了，剩下的只有五个十五到四十岁的妇女。久保田在日记中写道，进村的时候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剩下的五个妇女会按军队的需要安排使用。这里用的字眼比较含糊，但实际上指的是一种强制性性服务和性奴役。

这些行为没有来自某位军官的公开命令，但士兵们之间早就有默契，妇女被关押在村东的老祠堂里，四个小时里，一批接一批的士兵带着她们出去“处理”，夜间交接时，每个人平均被分配四十五分钟左右，久保田以值勤报告的语气，把人轮值和纪律情况写得清清楚楚，班长轮值明确，出入无阻，纪律无误，第二天早上，祠堂里就剩下三具尸体，另外两人想跑的时候，被村口的士兵射杀，尸体和衣物都被烧掉，井水里发现血迹后，也被抛弃，村庄从此无人居住，炊烟不再升起。

军用图上耒阳没有正式地名，只有“临时营”字样，久保田对这里的文字记录很短，但这些简短的字句包含着全部的苦难，三年里，他至少参与过六次类似的清村行动，足迹遍布湖南、河南、荆门、郧阳等地，多起记录都显示着类似的程序化步骤：定点突袭，抓捕可疑人员，集中妇女，夜间轮换，次日焚毁，抹平痕迹。这次耒阳记录较为完整，因为久保田在这次行动中担任小组长，需要做现场汇总，他写得详细，但从未记下过任何一个被害人的姓名，他们在他的文字里只是数字，是“处理对象”。

日记里反复出现的委婉词汇，像“处理”“清理”“防止再利用”“军需”，被用来遮掩真实的暴力内容，这样的措辞不是偶然的语言习惯，而是制度化的掩饰工具，让暴行变成例行公事般的事务。久保田把屠杀和迫害当作可以评分的任务，在一次记载中，他将行动结果写入个人评价，称行动未受损失，联络网被切断，任务评分优良。

战线在1945年开始收缩，部队改编后转做反潜伏、肃清工作。那年十二月，久保田在郧阳南口镇参与抓捕，情报称村医郑某是八路军联络员，负责传递川陕根据地的线路图。久保田在凌晨带队突袭，趁郑某从地窖爬出时将其抓获。带到河西的一座小庙讯问三个小时，没有得到口供。日记里写到“口供无果，决议终止”，这里的“终止”就是枪决。中午时分，郑某被押到庙后乱坟岗，当场用两发步枪击中胸部处决。郑某的母亲在场瘫倒，久保田在记录里写到“附属人员情绪激烈，连带处理”，也就是对亲属也做了牵连性的惩罚。事情结束后，他在个人记录里给出了行动“优”的评价。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久保田回到广岛，两年后的战犯审查里，这些案件没被明确提及，他晚年写的回忆录里，被处决的人依然带着冰冷的语气，未供出情报的人被称作“嘴太硬”，被杀害的联络员后来被地方老百姓认出是那位穿白衣看病、传递地图的人，他没有墓碑，家人没有得到正式的安葬和说明。

这些日记成了幸存者和后世的证据，它展示了个别士兵怎样在日常记录中把暴行商品化，它也暴露出更大的问题：在军国主义体制下，暴力被组织，被规范，执行者把残暴当成任务完成的指标，日记里那种冷静的书写方式，本身就是对暴力制度化的有力证据，受害者没有名字，说明记录者心里早就把人性去掉，只剩数字和效率。

这段历史的追问不只是在追问个人的罪恶，而是在追问支撑这些罪恶的制度与观念。战后对这类案件的审查与揭发并未面面俱到，很多当事人的经历没有被记录下来或被忽略，幸存者和后人手中的日记、口述、地方记载，是少有的历史材料。学界有相关著作对这类情报、审查与战场后果做过梳理，有日本老兵的忏悔录，有二战情报活动的介绍，这些出版物可做补证与背景说明。把这些材料拼起来，就会看到一个反复出现的模式：从上级命令到基层贯彻，从措辞软化到行动残酷，从现场销毁到记录冷漠，最后以审查缺失与记忆零散收尾。

把久保田的日记放到更宽广的历史脉络中来看，就是一个士兵在制度和命令的驱使下，把暴力写成日常工作。把这些文字还给受害者和后代，就是把编号和冷语转回人的面孔。对历史的记录不能停留在冷清的数字上，要还原姓名、完整情境和制度背景，才能真正面对那些被埋葬的伤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