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离队时间长的反而军衔高？段苏权与周士第的不同经历

1955年9月27日下午，北京正在举行授衔典礼。总理把一份命令状递给周士第，授予他上将军衔。同一天，段苏权被授予少将军衔。这份名单公布后，引起了一些讨论。

两人都是红军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资历很深，且都曾一度和组织失去联系。段苏权失散了三年，周士第离开的时间更长。但最终，离开组织更久的周士第军衔反而更高。这背后的区别，关系到战争年代的处境、组织审查的严格标准，更重要的是，一个人在关键时刻究竟作出了怎样的选择。

故事要从更早的时候说起。1933年深秋，贵州山区寒意渐浓。在沿河县土地坳，枪声密集响起。为掩护红二、六军团主力转移，18岁的黔东独立师政委段苏权率部阻击追敌。

激战中，一颗子弹打穿他的右脚踝，鲜血顿时渗出了草鞋。因伤势过重，无法随军行动，组织决定把他留在当地老乡家养伤。段苏权交出手枪，躺在担架上，眼睁睁望着战友们的背影消失在密林中。他的红军生涯，至此被迫中断。

在段苏权负伤的六年前，另一位主人公已踏上革命征途。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时任国民革命军第25师师长的周士第率部参加。他麾下的军官中，就有后来的林彪和陈毅两位元帅。

起义军南下途中在江西会昌和国民党军激战，周士第所部顽强顶住进攻。此时的他，已经是党早期武装斗争的重要指挥员。

段苏权在老乡家阁楼藏了大约四个月后，在伤口稍好就拄棍寻找组织。他化名“谭永华”，在身无分文情况下，靠着一路乞讨，流落到湖南攸县，随后在瓷厂当学徒挑水和泥。

夜深人静时，他常掏出证明自己是红军师政委的纸条反复细看，纸边早已磨毛。直到1937年秋，得知红军已经改编为八路军，正在山西抗日，他马上离厂奔赴太原。组织经审查后恢复了他的党籍，但档案中写道：“有三年历史不清楚，需要长期考察。”

周士第的“脱队”则是另一番情况。1929年，他因严重肺病不得不离队治疗，先后去香港、马来亚休养。虽远在海外，他仍设法把华侨的捐款辗转送回国内支援革命。1930年回国后，他在上海参加反蒋活动，这段经历后来也向组织反复说明了情况。

1933年，周士第拿到一份国民党军使用的密码本，他冒险秘密送回江西中央苏区。这份密码本对红军侦听敌情极为重要，因立此大功，他被认定为“立功归队”。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段苏权和周士第两人走向不同的岗位。1938年，段苏权辗转至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先在抗大任教育科科员，后多次请缨，才被派往平西军分区任政委。那里地处北平西山，根据地小，部队少，生活艰苦，日军频繁“扫荡”。

他带领战士钻山沟，打游击，艰难打开局面。然而，那三年的历史问题如同一道门槛，使他的职务长期停留在军分区级别。

与此同时，周士第在八路军主力部队中承担更重要的职责。抗战初期，他出任八路军120师参谋长，成为师长贺龙、政委关向应的得力助手。1939年，他总结实战经验，主持编写平原游击战战术教材下发部队学习。

1940年5月，在山西米峪镇，他参与指挥伏击战，全歼日军一个步兵大队五百余人，连延安总部也专电表彰。整个抗战期间，周士第始终活跃在主要作战区域参与指挥。

解放战争决战阶段，两人的表现差异更加明显。1948年秋，东北战场形势紧迫。段苏权时任东北野战军第八纵队司令员，率部攻打锦州。战斗白热化时，上级命他马上派兵封锁锦州西机场，切断敌空中增援。

但因通讯和调度出现问题，任务执行不够彻底，仍让少量敌军乘机入城。此事后来受到东野司令部批评。锦州攻克后，他被调离纵队司令岗位，不再直接带兵。

几乎同一时间，周士第在山西打出漂亮一战。当时他任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副司令员，协助司令员徐向前指挥晋中战役。他们以约六万兵力，在一个月内机动作战，歼敌十万余人，被中央军委誉为运动战的典范。

第二年4月太原战役中，前线数百门火炮统一由周士第指挥。总攻开始后，密集炮火为步兵扫清道路，他指挥大兵团协同作战的能力得到充分展现。

新中国成立后，两人面临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考验。段苏权调任东北军区空军副司令员。面对苏联专家和复杂的航空技术，他压力很大。一次研究飞行训练的会议上，苏联顾问通过翻译直接说，指挥员若不懂航空理论，工作难以推进。随后段苏权被调到华北军区空军。

同期周士第则受命组建全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军。这是一个从零起步的军种。他再次被赋予开创重任。1950年，周士第率代表团赴苏联系统考察防空部队建设，深入研究雷达、高炮和指挥体系。回国后，他主持制定了新中国首套防空作战条令，在要地部署了第一批雷达站，构建起最初的防空网络。

1955年评衔时，段苏权和周士第的历史情况被一并提交总干部部会议反复评议。有人认为两人均有离队历史，授衔时须加考虑。但几位主要领导意见起到重要作用。

罗荣桓提出，周士第1933年带回的密码本在保卫党中央安全上作用独特，功绩实实在在。彭总认为，段苏权失散三年虽因受伤无奈，但客观上一段革命经历确已中断。在最终审定名单时考虑到周士第作为南昌起义时期主力师师长的代表，他的资历贯穿了人民军队从创建到发展的重要阶段，具有特殊意义。

授衔后，两位将军渐离一线，转而整理军史，段苏权后调军事科学院，专注红军战史研究。主持编写《红二方面军战史》时，他坚持将自己受伤离队，老百姓掩护养伤，艰难寻队的经历完整写入。

他说，历史该怎样就怎样，个人一点曲折放在革命事业中看，不算什么。

而周士第晚年则潜心核对史实。他找出南昌起义时期的旧笔记本，对照档案和回忆资料，逐一核实时间，地点，部队番号。见某些记载有误，他便主动去函说明。他常对身边人说：“我们这些人还在，有些事就能说清。如果我们都不说话了，将来传到后面，可能变成糊涂账，那对不起过去的人和事。”

往昔烽火都随时间渐渐远去。历史最终的评价，从不只看一个人经历了多少岁月，更看他如何在人生关键路口作出选择，又为这选择付出了怎样的实际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