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美国不允许钱学森回国，中方亮出一封密信，对方陷入了沉默

1954年夏末的巴黎戴高乐机场，旅客稀疏。一只并不起眼的牛皮公文包被转运往布鲁塞尔，负责搬运的法国地勤并不知道，里面夹着一封不允许被美国联邦调查局发现的信。这件小小的行李，正悄悄改写中美关系与新中国国防工业的进程。

信的作者是44岁的钱学森。此时的他已是加州理工学院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之一，却连续五年被限制自由。一想到美国海岸线外万里之遥的故土，他写下“无一日不思归国”十字，而这些字在监控森严的洛杉矶邮局不可能安全寄出，于是夫妇俩选择迂回：先寄欧洲，再转上海，再递北京。

与此同时，在日内瓦，中美大使级会谈持续僵持。美方副国务卿约翰逊反复强调：“钱教授从未正式提出离美。”这套措辞他们已用过多次。王炳南听得不耐，但没有把底牌立即翻出。外交桌面上，证据比情绪更有力量。

事情要追溯到1935年。24岁的钱学森凭庚子赔款奖学金赴美，先在麻省理工获得硕士，随后投奔冯·卡门。1939年拿下博士后，他成为喷气推进实验室核心成员。1943年晋副教授，战后被美国海军列为“绝不能外泄”的战略科研人才。冯·卡门赞他“思维像火箭一样敏捷”，五角大楼却把这句赞誉当作监视理由。

1949年北京城升起新中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钱学森在加州收音机里听到天安门实况，人群的欢呼穿透电波。他没有加入美国籍，也没停止与国内同学通信。1950年初，FBI发现他曾与周恩来早年联络，便以“安全风险”名义取消其机密通行证。钱学森对友人低声说：“不能做无根之木。”同年8月，他被关进特米诺岛拘留所，随后取保候审，被迫交出护照。

被监视并没有磨掉他的回国念头，反而让烈焰更加炽热。1955年5月，他在《人民画报》里捕捉到陈叔通名字——那是父亲的钱均夫多年的旧友，也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机会出现了：他写信求援，由妻子蒋英用孩子笔迹在信封上书写上海地址，再把信夹进寄给比利时小姨子的问候函。蒋英挑了洛杉矶最繁忙的百货商场，趁特工转头，手一抖把信投入邮筒，心跳几乎盖过店内广播。

七月，这封信到达上海；八月，经陈叔通亲手交给周恩来。周总理批示：“立即转王炳南，可作谈判凭据。”于是，在日内瓦会议室灯光下，当约翰逊再次推托时，王炳南从公文包中抽出一页薄纸，递过去只说一句：“请过目。”信中那句“心急如火，惟恐错过建设高潮”让美方代表沉默良久。

不到二十四小时，华盛顿发来指令：解除对钱学森的出境限制。9月17日，他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甲板上吹着太平洋冷风，他对护送人员淡淡一句：“回去后还有很多事要干，你们放心，我不会种苹果。”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闻讯，苦笑回应：“美国可能失去一个实验室，但世界多了一位真正的科学家。”

十月底，钱学森抵达北京。参观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时，陈赓问：“导弹我们行不行？”钱学森答得斩钉截铁：“行，为什么不行？”这句“行”成为后来导弹研究院的精神底色。1956年2月，他递交《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提出“科研—设计—制造—试验”四级体系，并主张向苏联争取整机援助。

同年10月8日，导弹研究院挂牌，他任院长。45名专家、186名大学毕业生挤在不到两百平方米的会议室里商讨方案。钱学森拍板：“先把基础数据吃透，再谈仿制。”短短两年，《苏制P—2资料全集》被翻译成厚达1200万字的中文本。今年轻人通宵达旦，冀中平原的灯火第一次为导弹设计而亮。

1959年夏，中苏交恶。苏方专家走前拔走关键图纸。聂荣臻在家中问钱学森：“还能继续吗？”钱学森只回五个字：“必须，也只能。”没人再怀疑他的判断。1960年11月5日，“东风一号”点火成功，落点偏差不到一公里，国际情报界重新评估亚洲力量对比。

1964年原子弹爆炸，1966年“导弹加核弹头”空爆试验成功，两道蘑菇云连接起中国战略威慑体系。试验结束后统计，五年间，钱学森主持的技术会议超过600次，最长一场持续十二小时，他只喝凉开水。有人提名他担任正部长，他摆手：“研究比官衔重要。”

1966年初，中央决定组团赴莫斯科继续磋商，名单上缺少同级军衔的技术代表。周恩来提议：“美国当年给他上校，我们难道吝啬？”毛泽东批示：“授中将，立即生效。”两周后，钱学森穿上将星闪烁的新军装，对负责缝补的勤务兵说：“线要结实，路途远。”

关于导弹、关于“两弹结合”的后续已写入教科书，但少有人注意那封夹在欧洲小城邮袋里的信。如果没有它，谈判桌上缺少决定性证据；如果没有那对夫妻在百货商场的三秒钟配合，一个国家的航天时钟或许要被迫延后。历史巨轮常由不起眼的螺丝钉拧紧，这一次，螺丝钉是墨水、是邮票，也是科学家对故土的执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