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肖华初到北京，坐在车上意外瞥见一名小贩：我找了你整整7年

1950年6月，北京城刚摘下战争阴霾不久，马路两边灰墙灰瓦，还带着火药味。吉普车缓缓驶过前门，车窗外叫卖声此起彼伏。车里，新任华北军区副政委肖华掀开帘子，本想随意看看热闹，却忽然盯住了一个卖散装香烟的瘦个子。那张脸，他在档案袋里研究过太多遍，潘特——大赵村血案里唯一没落网的匪徒。肖华轻轻敲车篷，对警卫低声说了一句，“停车。”

七年前，1943年6月30日，冀鲁边军区大赵村会议室的木门被一阵急促脚步踹开，枪声炸裂，仅三秒，副司令员黄骅等七名干部倒在血泊。那天会场本该讨论秋季破袭计划，却成了刑场。凶手不是日军，也不是国民党，而是我军内部的手枪队长冯冠奎，一手策划者则是司令员邢仁甫。暗流涌动的内部矛盾，就此撕开。

追溯更早的根子，黄骅早在1935年随红一方面军长征，抗战爆发后驻守冀鲁边区。保密、反扫荡、破袭战，他条条在行。部队三个月打了六十多仗，日军后勤线被折腾得鸡飞狗跳。可这种亮眼成绩却刺痛了邢仁甫。邢仁甫出身西北马家军，骨子里的“私军”观念根深蒂固。组织决定调他去延安学习，让黄骅接任，他便认定自己的权柄被夺。

冯冠奎是他最锋利的刀。冯原是青县的土匪，杀人如麻，却能随时拉队伍跑反。邢仁甫不但留用了冯，还送他一支精挑细选的手枪队。1943年初，二人在滹沱河北岸喝闷酒时达成暗约：干掉黄骅，高官厚禄少不了。邢还亲自画了大赵村会议室的简图，一条甬道、两扇窗、五个警卫的站位，全盘托出。

黄骅对这些耳闻未置可否。他对身边人说，“再等一等，能转他一念最好。”这份大度，最终成了刀口。血案后，政治部主任刘贤权将现场剩余文件烧毁，只带走烈士遗体连夜转移。那一夜，雨下得很大，马车轱辘陷进泥里，士兵们脱了靴子把木棺抬到邻村的小土岗，匆匆堆了新坟。

消息飞到延安，很快抵达晋察冀。罗荣桓拍电令，“即日缉凶，务必揪出幕后。”邢仁甫表面悲恸，暗里调兵自保。只是纸里包不住火。军区独立团团长冯鼎平的一通密报揭开了盖子：邢曾私下邀他脱队投汪伪，并承认“黄副司令已被我处置”。师部决定先稳住邢，再伺机逮捕。

抓捕队在毕家王文村设伏，谁料潜伏的特务王爱芝三声枪响，惊走了邢仁甫。邢带小老婆和心腹刘永生连夜潜往天津，下落难寻。1944年春，潘特、冯冠奎等人先后叛逃。冯依附日伪，1945年春节酒宴被日本宪兵灌毒酒，仰面死在暖炕。陈二虎投奔张子良，被旧账清算，进城门时被地雷炸成飞灰。杨铮候、邢朝兴抗战胜利后被掳回冀鲁边区，依法枪决。唯一的潘特，像针掉在麦堆，杳无音讯。

再看邢仁甫，他在津南伪军混迹不到一年便转身投入国民党，戴上保安司令帽子。1949年1月，天津战役打响，邢跑不掉，被我军俘获。次年3月盐山万人大会，一锤定音，罪责公布，枪声落幕。可名册里仍少了潘特一栏，七年悬案，留在肖华的备忘本首页。

回到北京街头。肖华下车，整了整领口，径直走向那摊香烟盒子。摊主头低得几乎贴到桌面。肖华看清那对吊梢眉，微微颤抖，“潘特，别来无恙？”一句轻声，却像大锤。摊主腿一软跪了下去，只吐出一句，“首长，饶命……”不到十秒，警卫给他扣上手铐。至此，大赵村血案全部凶手悉数落网。

黄骅牺牲后，罗荣桓提议将其殉难地新海县更名为黄骅县，以示纪念。1945年冬，县委在烈士墓前竖立木碑，碑文仅两行，“黄骅，字黄金山，为国捐躯于此。”1989年，黄骅撤县设市，城市扩建，墓地三次搬迁。干枯的黄土层下，木棺换成花岗岩石室，遗骸得以妥善安置。

2007年6月27日，黄骅独生女刘鲁彬登上返乡大巴，她离开冀鲁边区已整整六十五年。走下车，街道两旁站满迎接的群众，许多白发老人拄着拐杖，仍坚持把花递到她手上。有人悄悄说，“把烈士女儿接回来，总算心里踏实。”刘鲁彬抬头望向城门，黑底金字——“黄骅市”三字沉稳凝重，她轻声念了父亲的名字，眼眶发红，却没有流泪。

黄骅一生仅活到二十八岁，却用两年时间令冀鲁边区的抗日火焰越烧越旺；他的死，警醒了我军在敌后斗争中必须时刻防范内部腐败。邢仁甫与潘特的结局，也说明背叛的道路越走越窄。冀鲁平原上风还是那样硬，庄稼还是那样密，村头老槐树下，传说越过越清晰：那匹自称要做“革命骏马”的年轻人，终究化作了人们心头一团不灭的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