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开国中将谭甫仁被暗杀，他儿子谭一兵多年后被授少将军衔

1969年冬，云南滇池畔的寒风刺骨，军区机关却一片忙碌。那时人们议论最多的，是“内部保卫”这四个字——国防部刚刚下发整顿警卫纪律的电报。谁也没料到，不到一年，一桩骇人案件就在昆明军区大院42号悄然酝酿。

据档案显示，谭甫仁接任昆明军区政委的正式任命书落款是1968年10月。毛主席点将，理由很直接：西南边疆局势复杂，需要一位既懂政治又精通部队管理的老资格。谭甫仁到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抽调工兵部队扩建中越边境防御工事，他向作战部讲过一句看似随意的话：“大山里枪响不起眼，但一走神就要命。”一年后，这句话成了刺耳的回响。

1970年7月17日凌晨，三声枪响划破军区宿舍楼上空。秘书王克学推门而入，见到的情景令他血压骤升——谭甫仁夫妇倒在血泊中，地板上散着五枚弹壳。院内两名值班警卫尴尬地从行军床上翻下，鞋都没穿齐。王克学吼道：“出了人命，你们还愣着？”这句咆哮，在静夜里显得格外刺耳。

很快，副政委周兴与昆明军区司令部联合成立专案组，周恩来总理当夜批示：全力抢救；封闭现场；凶手极可能来自内部。两小时内，机场备机待命，心外科专家空运昆明。遗憾的是，腹部与颅部两处贯通伤对六十三岁的谭甫仁来说过于致命，抢救持续五个小时依旧回天乏术。

侦查卡在第一天陷入僵局。现场除弹壳与一枚军用皮手套外，毫无有价值的指纹。突破口来自一名十三岁的军属子弟。他告诉专案组，枪声后，邻居王自正在走廊里徘徊，神情凶狠，似乎在找什么人。“叔叔还问我‘值班员住哪间’。”孩子的证词让刑侦人员同步锁定了王自正。

王自正，昆明军区政治部保卫科科长，曾用名王泽民。审查卷宗揭示，他的堂兄在50年代“反攻倒算”中杀人逃窜，而他本人疑似参与掩护，此事一直藏在暗处。1966年王自正更名后重回部队，凭着敏锐的政治嗅觉坐上保卫科长的位置。1969年底，上级开始清理“历史问题人员”，他的案底浮出水面。隔离审查意味着前途尽毁，他在笔记本扉页写下：若已无路可走，拉上几个“绊脚石”一同赴死。

7月18日凌晨，王自正在山脚小屋被捕。押解途中，他夺枪自尽，供词随之断线。侦查组随后在他宿舍搜到一张名单——谭甫仁排首位，其余三人分别是政工部、后勤部两位处长及一名专案审查员。这张纸见证了极端心理的可怕：制度正欲拔除一颗毒瘤，毒瘤却提前爆发。

对于军史研究者而言，这起案件还有更深层的震动。建国后，军中高级干部遇刺的记录几乎是空白。曾任工程兵政委的陈士榘私下感慨：“谭老要是留在工程兵，恐怕就没这档子事。”然而毛主席点将已成定局，陈士榘也只能摇头叹息。

回溯到1927年南昌起义，年轻的谭甫仁曾因伤病脱队，被军阀朱培德俘虏。毛主席率红军攻打吉安时，他在俘虏队伍里高唱《国际歌》，赢得救赎机会，从此跟定共产党。此后，中央苏区反“围剿”、长征、百团大战、淮海战役，谭甫仁几乎场场在列。1955年授衔仪式上，他佩戴中将领章，风度从容。有人问他戎马半生是否后悔，他摇摇头：“跟着党走，死都值。”

谭甫仁去世后，遗下五名子女。长子谭一兵当时在北京卫戍区任连长。奔丧结束，组织决定保送他入国防科大深造。1984年老山前线激战，他担任某团副团长，两次带突击分队拔点阻击，腿部负伤仍不下火线。1993年晋升大校，2000年夏季将官例行晋衔，他被授予少将军衔。颁授仪式后，有战友打趣：“父子俩都是将军，基因够硬。”谭一兵淡淡回了句：“父亲的星星用命换的，我得用成绩去对得起。”

案件平息几十年后，昆明军区旧址已成居民小区，42号院的老楼翻修成灰白相间的新砖房。院门旁挂着一块金属铭牌，上书：“谭甫仁同志牺牲处”。偶尔有老人停下脚步，轻声议论当年那三声枪响。年轻人听不明白，他们只知道，院里住过一位硬骨头的老军人。

军史资料常提到，军事斗争胜利不等于内部安全万无一失。谭甫仁案给了军队一记警钟，随后的保卫系统大整改、军区警卫条例升级，都与那三声枪响存在直接联系。不同岗位的干部再读这段记录，也许会感慨制度之于人性的复杂，但规章的完善确实降低了类似悲剧再现的概率。

谭一兵后来和同僚聊到父亲：“他晚年常说，战场上敌人的火力不算可怕，可怕的是内部风气松弛。”一句话，道破警卫安全的要害。如今档案尘封，却提醒后人：安全底线，一旦疏忽，代价不止是星星的熄灭，更是信任体系的裂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