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子龙：毛泽东四大秘书之一，跟随主席27年，却只有一张合照

1949年3月23日午后，列车抵达北平西郊，颐和园里冷风萧瑟，警卫连影子都没剩下。毛泽东饿得皱眉，随口问一句“人呢？”，声音不大，却把社会部干部吓得满头汗。这次小插曲后来被叶子龙反复提到——他在一旁迅速联系伙食，一碗热汤面才算稳住局面。多年以后，每当有人询问他如何理解“首长急脾气”，他总笑言：“先让肚子安静，再谈革命。”这一幕，倒成了回望叶子龙生涯的最好入口。

时间拨回1916年12月29日，湖南浏阳东乡平安洲村，一个贫苦农户之家添了男婴，族谱上写的是“叶良知”。山多田薄，浏阳的孩子早早学会糊口。九岁念书，十岁辍学，他跟师傅学做花炮，一手硝药味，一手火星，总算能换来几文零钱。穷得见底的日子，也悄悄把孩子推向了“变天”那条路。

1926年北伐枪声传到浏阳，农会、童子团、红缨枪一股脑冒出来。只有十岁的叶良知当上童子团团长，第一次领教了何谓“危险的浪漫”。农民运动被镇压，他躲进深山，家被洗劫。三年后，他与四个同伴奔株洲投红军，途中有人提议改名以免连累家人。“那你叫子龙吧。”“报告，我哪敢跟赵子龙比。”嘴上推辞，名字却留下来了——叶子龙，从此再没换过。

1930到1935，红六军、红三军、长征、机要股，叶子龙的履历一口气写满电码和密码。最转折的一刻在遵义会议结束后：他捧着一份密码电报去窑洞，喊“报告”半天没人应，正要转身，门开了。毛泽东抬头，问一句：“哪里的娃子？”叶答：“湖南浏阳。”毛笑：“老乡啊！”这句“老乡”当场决定了他日后近三十年的站位。

延安岁月枯燥且紧张，译电、誊抄、保密，加班到子夜是常态。1938年底，毛泽东提出“需要一个常驻身边的机要秘书”，十九岁的叶子龙便成了“随身第一人”。后来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陆续加入，外界才叫他们“四大秘书”。不同于其他三位常写文章、做理论，叶子龙更像影子：行程、电话、文电、警卫，他管的都是即时琐事。

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央转到香山。双清别墅绿荫深，毛泽东的心态明显轻松。午后蝉声嘈杂，警卫想驱赶，李讷和叶利亚却抢着要抓蝉玩。毛泽东走出来说：“放了吧，蝉也要活。”叶子龙记得很清楚，那天首长被吵醒却没发脾气，他暗暗感叹：“山水确实能熨平人的火气。”

10月1日开国大典结束，斯大林发来建交电。叶子龙把电报递过去，毛泽东看完，破天荒伸手：“子龙，来，拉拉手。”这一握短暂，叶子龙却回忆了一辈子——此前朝夕相对，却仍保持上下级距离，真正的握手只有这一次。

1950年代初，主席走遍全国视察。只要首长动身，叶子龙两天前就得打前站，确认专列水、电、煤、药箱、报务员全部到位。有人开玩笑：“想见主席，先拜访叶秘书。”这种近距离也意味着压力，夜半突发文件，三分钟内必须送到车厢，是常有的考验。

1960年冬天，大饥荒让毛泽东寝食难安，他质问：“他们为什么不说实话？”随即点名叶子龙等七人去信阳蹲点，带药、带本子、不许带多余行李。“饿了告诉我，我给你们送牛羊肉。”红蓝铅笔字迹至今仍能在档案里找到。半年基层调查，叶子龙的笔记后来成为中央讨论口粮政策的重要参照。

1962年8月，中南海菊香书屋。毛泽东语气少见地缓慢：“子龙，你跟我太久了，换个环境，对身体也好。”又补一句：“我七十了，你也五十，别累死在我身边。”谈话结束，主席送他到门口，说：“照张相吧。”快门声定格，两人肩并肩，照片只有这一张。

离京后，叶子龙先到地方机关，后调总参。1976年9月，他作为普通代表悼念逝去的那位领袖，站在队伍深处，没有再往前迈一步。有人说，这位秘书身上有难得的“透明”品质：默默近身，又能适时隐退。照片只有一张，却足以说明他与毛泽东之间那份独特的信任与分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