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我党唯一女创始人，毛主席叫她“老祖母”，死时嘴里塞满砂石

1928年5月1日，一位身姿优雅，穿着绿色旗袍的女子走上了刑场。

她大声呼喊道：“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向警予，为解放工农劳动大众，革命奋斗，流血牺牲！中国共产党万岁！”

军警仓促冲上来，对她拳打脚踢。她踉跄，却未倒下，反而继续高声说话。

有人抄起石子，硬塞进她的口中，又用粗带缚紧她的颌骨。

鲜血从她的嘴角流出，道路两侧的许多人已泪湿衣襟。

她后来被称作“我党唯一的女创始人”，但在更早的时候，她只是一个在湘西街巷间读书、行走、思索的少女。

她是毛主席的师妹，是最早提出“中国共产党”这一名称的人之一。

向警予，原名向俊贤，1895年9月4日出生在湖南溆浦县城关镇西街。

那是一条并不宽阔的街道，却通向外面的世界。

她的父亲向瑞龄，掌管着当地最大的商号“鼎盛昌”，为人开明，对子女的教育格外用心。

1907年，她随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兄长向仙钺前往常德。

常德是湘西重镇，西路师范学堂里，新学问与旧秩序并置而行。十二岁的向警予在这里第一次系统接触时政报刊，《民报》《新民丛报》《天义报》常被她翻阅。

兄长讲述法国大革命的故事，她听得很认真。她暗暗立下心愿，终有一日，也要以女子之身，肩起时代之责。

十五岁那年，她与丁玲的母亲余曼贞等七位志同道合的女子，结为异姓姐妹，誓言共进退。

1912年秋，向警予考入湖南省第一女子师范，后转入女子中学。1916年，她从周南女校毕业。那一年，她的老师杨昌济对她评价甚高。

毕业之后，她没有选择留在省城，而是回到溆浦。她记得家乡女性的处境，也清楚教育的缺口。

1918年，新民学会在湖南成立。毛主席、蔡和森提出“革新学识，砥砺品行”的宗旨。向警予得知后，主动参与其中。

正是在这里，她与蔡和森的联系逐渐紧密。同年秋，她与蔡畅等人组织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

这项工作繁琐而细密，从动员、筹款到联络，每一步都需要落实。湖南女界的勤工俭学运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

1919年12月，向警予随蔡和森、蔡畅及葛健豪等三十余人远赴法国。

海上行程漫长，冬季的风浪并不温和。

白天上课，夜晚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在这一时期进入她的视野。她的关注点逐渐从个人前途，转向更为广阔的社会结构。

1920年5月，她与蔡和森结为革命伴侣。

留法期间，她始终站在学生运动的前列，留意国际形势的变化，也反复思考中国的问题。她擅长组织与协调，在纷繁复杂的事务中保持清晰。

1920年至1921年间，向警予与蔡和森共同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名称及建党设想。随后，她又与周恩来、李立三等人在法国开展建党工作，其时间与国内党的成立几乎同步。

她频繁与国内通信，与毛主席保持联系，为建党事宜奔走。

这些工作并不显山露水，却需要极高的执行力。

于是1936年，毛主席在陕北与埃德加·斯诺谈及党的创建历史时，明确提到向警予，称她是中国共产党唯一的女创始人。

1921年秋，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处境急转直下。华法教育会停止发放生活费，推诿责任。

向警予与蔡和森、王若飞等人组织学生据理力争，与北洋政府驻法公使馆展开交涉。

公使馆反而联合法国警方，于10月14日强行遣送学生回国。

向警予当时已怀孕，仍随队返国。

1922年初，她回到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最早的一批女党员之一。

她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位女中央委员，也是中央妇女部的首任部长，更是一个母亲。但在向警予心中，始终有一根柔软的刺。

她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不是一个合格的女儿，是不是一个合格的母亲。

1922年4月1日，向警予在长沙生下了第一个孩子。那是个清明前的早晨，春寒料峭，屋内却有一份温柔的欢喜。

她与蔡和森为这个新生命取名“蔡妮”，纪念两人在法国蒙达尼初次相识的日子，也寄托着一丝他们对生活平静的向往。可惜，这份宁静未能久驻。

孩子出生后，他们捉襟见肘，连奶妈都请不起，只能亲力亲为，轮流抱着襁褓中的婴儿入眠。屋租高昂，他们便一次次搬迁。某段时间，他们住进了一处旧庙。

1922年7月，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向警予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位女性中央领导人，并受命担任中央妇女部部长。

职务之责重大，她心知不能带着孩子继续南来北往，于是作出决定：在南下开展工作的同时，将蔡妮托付给蔡和森的大姐蔡庆熙，在长沙抚养。

八月，她抵达长沙。那是一段奔波与思念交织的日子。在长沙，她见到了许久未见的亲人，也再一次见到了襁褓中的女儿。

小小的蔡妮已经能听懂母亲的声音，一见她便欢跳不已，嘴角仿佛带着一个稚气的微笑。可向警予却知道，这短暂的团聚之后，她将再次离开。

她返回了溆浦。这是她自1919年离乡赴法后，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回到家乡。故土不变，人事已非。

父亲年近八旬，后母体弱，二哥病重，家人都盼她多留些时日。她在家中只停留了两个多月，便匆匆踏上北返的路途。

离开溆浦前，她回到长沙。就在这里，她听到了二哥向仙澄病逝的消息。消息来得突然，她一时语塞。面对亲人的痛楚，她不能陪伴左右，只能提笔写信。

那天，她写下了四封信，分别寄给父母、六哥、大嫂与二嫂。

在给父母的信中，她写道：“儿书此函，有一耿耿在念之事萦注于两亲之身……此度二哥之变，两亲如不达观，恐于身体健康更重儿辈不孝之罪，二哥地下有知，恐亦不安于心。儿尤念念不忘，为我八十之老亲。”

这四封信，是她一生中罕有的长篇私信，语气中夹杂着隐忍的悲怆与深刻的自责。她在信中多次提及“不近人情”“不孝不友”。

她责备自己未能守在亲人身旁，也责备自己走得太匆忙。

可她终究明白，世间事未能两全，革命与家庭，始终无法兼顾。

她是个母亲，也尽力扮演母亲的角色。

她在家书中向父母轻描淡写，却藏着掩不住的喜悦：“妮妮见儿即点头跳跃，欢喜不已，此儿极趣。”这一句短语，几乎成了她所有母女情感的总和。

事实上，她与蔡妮在一起的日子屈指可数。女儿寄养在蔡家，她奔波于全国各地，信件与只言片语成了母女之间唯一的联结。

直到1927年初，向警予自莫斯科归国，经广州赴武汉前，途经长沙探望女儿。

蔡妮那年五岁。她记得母亲在晚上躺下后轻声问：“谁想和我一起睡呀？”她抢着答：“我想我想。”

第二天早晨，太阳照进屋子，她还赖在床上，母亲轻轻拍了拍她的小屁股，笑着叫她起床。

那天的阳光未必特别，母亲的笑容却印得很深。可惜，那一别便是永远。

革命的道路上，她从未迟疑；可作为女儿、作为母亲，她常常觉得自己走得太急，留得太少。

她肩上有革命，眼中有火焰，心底却始终放不下那一个小小的身影。

父母、兄弟、子女，母校、故乡、亲人，这一切，于她而言，皆非薄情之物。

向警予并非无情无义之人，她心中柔肠百结，念念不忘家山旧地。

她还是决然将革命事业置于心头最重之处。

她写信安慰家中双亲：“造真学问，储真能力，还不是对国家、对两亲、对兄弟、对自身的惟一光明、惟一希望吗？”一纸家书，道尽担当。

又一言，“儿亦当格外奋发，兢兢业业，以图成功于万一耳。”其志其诚，昭然若揭。虽为女子，却有凌云之志，亦有为国为民之情。她承诺父母要勤学精进，更言：“儿自己身体亦当格外保养，决不敢因循敷衍。”

只字片语，满纸深情。

她推动成立“妇女解放协会”，联络四方妇女力量，团结一致。她不仅是党的妇女部长，更是中国妇女运动的开拓者。

她践行了承诺，却终难两全。

她与蔡和森，夫妻共志，清贫度日。稿费微薄，入不敷出。

有年冬日，李大钊致信胡适，推荐蔡和森所著《俄国社会革命史》，信中直言：“蔡和森君所著《俄国社会革命史》，世界丛书内是否可以纳入？和森很穷，专待此糊口，务望吾兄玉成之“。革命夫妻，困窘至此。

1924年，向警予再孕，而蔡和森卧病，医药无资。旧年将尽，薪水未至，内外交困。她生下第二子蔡博后，又将婴儿托付蔡庆熙，毅然转身，复归党务。

她终难“格外保养”。为了革命，为了“惟一光明惟一希望”，她付出得太多。

她是革命的新女性，却也是苦难中坚韧前行的母亲。

蔡畅说她：“她是一个勇敢的革命者，但她的生性是十分仁慈的。她不仅对同志和同学很好，就是其他的人，她也帮助他们解决了各种个人的问题。如果有一个女人没有衣服，而向警予又只有两件时，她必定分一件给她。”

在党内，她是“向大姐”，是“革命的妈妈”。

她爱自己的家庭，也爱劳苦大众千万家庭；她念自己的子女，也念天下所有贫困孩童。为此，她宁可舍弃一己之安。

1928年3月20日，因叛徒宋若林出卖，她在汉口被捕。

法庭之上，她先以汉语，后以法语，直质租界官员。

法国领事陆公德对其深表敬佩，不愿将其交出，借口“保护侨民”。

殖民者终究与国民党合流，撤换领事，将向警予移交给了国民党。

狱中，她神情从容，守卫无不肃然。

蔡妮记得母亲狱中来信：“小宝宝，小宝宝，妈妈忘不了……希望你像小鸟一样，在自由的天空飞翔……”

1928年5月1日，赴刑场之日，她高唱《国际歌》，高呼口号。

敌人惊惧不已，塞石封口，皮带勒颊，血流满面。围观者无声落泪。

信仰，是她的灯。意志，是她的骨。

她用生命实践誓言：为共产主义，舍一己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