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队长外出办事时神秘失踪，1年后，警卫员给首长擦枪时揭开真相

1939年，中队长外出办事时神秘失踪，陪他的警卫员，已遇害，1年后，另外一名警卫员替首长擦枪，才揭开真相。

1940年深秋，营地传来枪械擦拭声。

股长余国伦路过三中队驻地，看见宣恒发的警卫员在擦枪。枪身纹路让他停下脚步。

他走近细看，视线落在枪身编号上，呼吸骤然停滞。这是二中队队长徐凯南的配枪。

徐凯南已失踪一年。烈士的枪，为何在宣恒发的警卫员手里？真相可能更残酷。

时间回到1939年11月22日凌晨。

晋克芳被急促敲门声惊醒。开门后，战友神色沉重。

“徐队长失踪了，警卫员罗林富牺牲了。”战友低声说。

晋克芳身子一软，差点摔倒。泪水涌上来，她强撑着站稳，声音颤抖：“他们去执行任务，怎么会失踪？”

“现场只找到罗林富遗体，徐队长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而且……”战友话说到一半停住。

晋克芳立刻明白，关于丈夫的谣言已经开始传了。

没几天，“徐凯南叛变投敌”的说法在队伍里传开。

有人说：徐凯南失踪后，他负责的情报线接连被毁，二中队多次遭伏击，这都是他叛变的证据。

指责声不断。晋克芳红了眼，对着质疑的人高声反驳：“我丈夫绝不会叛变！他深夜执行的是临时任务，敌人不可能精准伏击，肯定是有人出卖他！”

晋克芳的底气，来自对丈夫的了解，也来自知道任务的特殊性。

当晚借住在徐凯南家中的民政股副股长杜玉山，还原了事发经过。

当晚两人已经睡熟，一阵“三长两短”的敲门声把他们叫醒。这是事先约定的暗号。

开门后，三中队队长宣恒发站在门外，神色急切：“巢县地下组织弄到几桶皮油，能做蜡烛、防锈，是前线急需物资，组织命令徐队长连夜取回。”

抗战时期，皮油是战略物资。徐凯南知道重要性，马上叫醒警卫员罗林富，揣上配枪出发。

没人想到，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

罗林富遗体被发现时，胸口有三处弹孔，双手还保持着护人的姿势。

战友推测，遇袭时罗林富第一时间护住徐凯南，用生命争取了反击时间。

奇怪的是，徐凯南的配枪完好，却没有开火痕迹。

这个细节让晋克芳更坚定：“凯南的枪从不出问题，肯定有人动了手脚！”

当时调查没头绪。知晓任务的只有四个人：徐凯南、罗林富、杜玉山、宣恒发。

罗林富牺牲，杜玉山和徐凯南交集不多。宣恒发是任务传达人，反倒成了最“清白”的人。

谣言越传越凶，有人劝晋克芳“认清现实”，但她没放弃。

一年里，她多次找组织请求重新调查，就算被误解也没动摇。

“我不能让他背着叛徒的骂名入土，革命战士的名誉比我的命还重要！”晋克芳的坚持，最终打动了组织。

1940年秋，余国伦接手，重启调查。

梳理案情后，余国伦发现关键漏洞：临时任务保密严格，敌人不可能精准设伏。内鬼一定在知晓任务的几人里。

排查再次对准宣恒发，但几次调查都没找到实质证据，案件卡住了。

直到那个午后，警卫员擦枪时，余国伦的发现打破了平静。

“这枪是谁的？”余国伦强装镇定问。

“是宣队长的，他一直用这把。”警卫员随口答。

余国伦凑近确认编号，没错，就是徐凯南的配枪。部队有统一编号登记，不会错。

为不打草惊蛇，余国伦以开作战会议为由，召集所有中队长参会。

宣恒发没防备，走进会场还笑着和同僚打招呼。直到战士上前把他控制，他的笑容才僵住。

审讯初期，宣恒发一直狡辩，说枪是“捡来的”。

当余国伦拿出铁证——枪身编号和徐凯南的登记信息完全一致，宣恒发的心理防线彻底垮了，如实交代了叛变罪行。

徐凯南带领的二中队多次重创敌军，敌人打不下来，就暗中拉拢宣恒发。

宣恒发被利益诱惑，成了叛徒，和敌人商量好设伏击。

事发当晚，他借传达任务的机会，趁徐凯南收拾行装时，悄悄调换了枪机部件。这样徐凯南的枪，遇袭时就没法开火了。

伏击成功后，宣恒发故意传徐凯南叛变的谣言。既掩盖自己的罪行，又借敌人的手除掉徐凯南这个眼中钉。

徐凯南被活捉后，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始终没屈服。最终被残忍杀害，遗体埋在一处荒坡。

真相查清后，宣恒发被依法枪决。

战士们跟着晋克芳，找到徐凯南的遗体，妥善安葬。

晋克芳摸着丈夫冰冷的墓碑，积压一年的委屈和悲痛终于爆发，泪水掉下来：“凯南，你是清白的，我替你等到真相了。”

不久后，组织正式追认徐凯南为革命烈士，他的英名永远刻在革命史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