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 1 世纪,《汉书・地理志》首次留下明确记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 这是中国正史对日本列岛居民的最早称谓,“倭” 字成为此后数百年的官方定名。
彼时日本列岛尚未统一,大小部落林立,其中一支势力南下朝贡,揭开了称谓制度化的序幕。
公元 57 年,东汉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汉光武帝刘秀见使者远道而来,赐以印绶,这枚金印于 1784 年在日本福冈志贺岛出土,印面阴刻 “汉委奴国王” 五字,“委” 与 “倭” 互通,实证了正史记载的真实性。
彼时的 “倭奴国王”,是中国对日本列岛局部势力首领的册封,并非整个日本的君主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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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期,日本列岛出现统一趋势,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掌控实权。公元 239 年,她派遣使者难升米、都市牛利携带贡品抵达洛阳,求见魏明帝曹叡。魏明帝下诏册封:“封卑弥呼为亲魏倭王,假金印紫绶”,并赐予锦缎、铜镜、刀具等物。
使者带着册封诏书返回后,卑弥呼后续又多次遣使朝贡,“亲魏倭王” 的称号成为两国交往的官方称谓。
南朝宋时,大和政权进一步主动求封,“倭五王”(赞、珍、济、兴、武)相继遣使,请求授予 “安东大将军”“倭国王” 等称号,宋廷一一应允,“倭王” 成为这一时期的核心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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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6 世纪后,日本列岛国力渐强,对 “倭” 字称谓心生不满。大业三年(607 年),倭国使者小野妹子携国书出使隋朝,国书中写道:“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首次以 “天子” 自称,与中国皇帝平起平坐。
隋炀帝览书后 “不悦”,对大臣说:“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但并未中断交往,此时隋朝仍称其君主为 “倭王”,而日本已在国内使用 “天皇” 称号。
唐朝建立后,日本多次遣使请求改国号。“日本国者,倭国之别种也…… 咸亨元年,遣使贺平高丽。后稍习夏音,恶倭名,更号日本。”
“日本” 意为 “太阳升起之地”,这一称号得到唐朝认可,官方称谓正式从 “倭王” 改为 “日本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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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时期,中日交往持续,《宋史・日本传》中仍称日本君主为 “日本国王”。记载显示,日本曾多次派遣使者入贡,“国王源义政遣使献方物”,宋朝则回赠绫罗绸缎、书籍等礼物,称谓上延续了唐朝的惯例,未发生变化。
这一时期,日本国内武家政权兴起,但对外交往中仍以 “日本国王” 名义与宋沟通。
元朝建立后,忽必烈试图将日本纳入朝贡体系,多次派遣使者携带国书前往日本,国书中称 “日本国王”,要求其 “遣使来朝,勿自疑畏”。
但日本镰仓幕府拒绝臣服,两次击退元军进攻,两国关系陷入僵局。《元史・日本传》中,官方仍沿用 “日本国王” 的称谓记录相关事件,但私下对侵扰沿海的日本海盗称为 “倭贼”,形成官方称谓与民间俗称的区别。
终元一朝,日本始终未接受元朝册封,“日本国王” 仅为元朝单方面使用的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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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初年,朱元璋重建朝贡体系,派遣使者前往日本,要求取缔倭寇并朝贡,称谓上仍沿用 “日本国王”。
此时日本处于南北朝分裂时期,南朝怀良亲王拒绝明朝要求,甚至处决明朝使节。室町幕府统一日本后,将军足利义满为获取贸易利益,主动向明朝示好。
《明实录》详细记载了这一过程,“日本国王源道义遣使上表,贡马及方物”,“日本国王” 成为明朝对日本掌权者的正式称谓。
万历年间,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入侵朝鲜,明朝派使议和,万历帝册封丰臣秀吉为 “日本国王平秀吉”,但丰臣秀吉见诏书后大怒,拒绝接受,两国再次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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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8 年明治维新后,日本废除幕府,恢复天皇统治,定国号为 “大日本帝国”,君主正式称 “天皇”。
《清史稿・日本传》中,后期记载明确改称 “天皇”,标志着延续两千年的中国对日本君主的册封式称谓彻底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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