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婉约 | 《国史大纲》的写作与出版

钱穆先生出生于1895年，他曾说，自有记忆以来，亡国与饿死是压在心头的两重阴影，中国会不会亡是他思考最多的问题。

他的一生（1895—1990），经历了清末动荡，辛亥革命，军阀混战，抗战忧患，内迁动荡，晚年又孤身远走港台，直到归葬大陆太湖之滨。但时代沉浮中，他始终坚守着读书、教书、写书的书生本色，始终对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抱有深深的温情与敬意。

“本书谨奉献于前线抗战为国牺牲之百万将士！”

在钱穆先生的众多著作中，最为大众熟知的一本著作大概就是《国史大纲》，这本成书于艰苦的抗战年代的中国通史，在1943年国难版扉页上，钱穆先生写下了如上文字。

今年，商务印书馆首次推出《国史大纲》的简体横排版，《国史大纲》是如何写成，其穿越时空的魅力何在？分享钱穆先生嫡孙女、北京大学文学博士、日本关西大学文化交涉学博士钱婉约老师的文章《烽烟著国史 绝徼续斯文——<国史大纲>的写作与出版》，一起走进国史大门。

1.跨越时代的名著

1940年初夏，在中国人民抗战最艰难时期，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钱穆先生出版了他的中国通史教科书《国史大纲》上下册。全书揭示中国文化悠久、无间断、详密之历史特性，为民族国家铸“国魂”，为抗战中的国民鼓“士气”。

书甫一出版，随即引起热烈反响。作为国民政府的“部定大学用书”，广为青年学生阅读，影响了一代人。被誉为以国史激励民族情感、“书生报国”的典范。

随着时代的变迁，《国史大纲》的命运也经历了跌宕起伏。改革开放以后，它重新回到大陆学术界的视野，并以其渊博的史学视野、精辟独到的史识论断、简明精当的史才笔法，越来越受到关注，阅读热度愈益上升。

作为中国现代史学经典，它不仅再次成为中国史相关领域师生们的专业必读书，更为一般文史爱好者、传统文化研修者所爱读，被读者奉为至情至理、献给整体国民的“出师表”。

今年是抗战胜利80周年纪念，也正好适逢《国史大纲》出版85周年，商务印书馆首次推出此书的简体横排版，并在涵芬楼书店二层举办了“钱穆先生《国史大纲》简体字版新书发布会”，向烽火中著史，写出现代史学名著的钱穆先生致敬。作为钱穆先生的孙女，我受邀参加了新书发布式。

据商务同仁介绍说，《国史大纲》简体字版出版不到两周以来，受到高度欢迎，很多读者称“终于等来了方便易读的简体横排版”，有些已经购读过繁体竖排的读者也再次购入简体新版重读，称“藏繁读简，一藏一读”也。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当年，《国史大纲》献给抗战的死难烈士，鼓舞前线后方的全体国民；今天，它再次受到读书界的追随与认同，是否预示着它新一轮的文化使命正在悄然诞生？

2.成书缘起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华北沦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先后相继内迁大西南，临时组成战时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祖父在他的回忆录《师友杂忆》中说，1937年双十节过后，他与汤用彤、贺麟等几位北大同事一起，离开北平，经天津停住几日，到湖南长沙，驻足南岳，继而又南下云南蒙自、昆明，经历了西南联大文学院一路辗转颠沛的教研生涯。

这是《国史大纲》写作的时代大背景。

说到它的成书缘起，不得不提到作者“一个人的中国通史”课和另一位学者的恳切敦促。早在初任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时候，钱穆先生就主张“中国通史”不应该以几人分段而讲的方式，而应由一个人独立承担，如此才能首尾呼应、对历史贯通而洞察，揭示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文化特质和精神内核。

他自己就成了这一主张的首位实践者，1933年开始独立教授“中国通史”，每周四小时，一年而毕。到蒙自时，已是第五轮授课中。在蒙自，他遇到了昔日学生、今日同事兼挚友的陈梦家先生，陈先生力劝钱先生把“中国通史”课写成教科书。

钱先生说：撰写通史需材料周详，颠沛途中掌握不全，一时恐难写成。或可模仿赵翼《廿二史札记》体裁，就某些专题设立长篇，深入畅论。

陈先生道：“此乃先生为一己学术地位计，有志治史学者，当受益不浅。但先生未为全国大学生青年计，亦未为时代急迫需要计。”

钱先生还是说：“兹事体大，流亡中，恐不能觅得一机会，当俟他日平安返故都乃试为之。”

陈先生再次敦请：他日平安返回故都，先生定又会被新的研究课题所吸引，怎肯搁置了专门来写一本教科书？倒不如因时制宜，即此撰写。

钱先生终于被说动，决定改变初衷，发凡起例，着手著书。

从模仿乾嘉学者续写专深的“考史性札记”，转到面向广大青年学生和时代需求撰写基础性教科书，可见，受抗战时代社会激荡，祖父的学问经历了从学院派考据史学为主到回应社会需求、经世致用的转折，包括对通史、制度史、学术思想史等的研究。

《国史大纲》标志了这个转向的开端，此后出版的《文化与教育》（1942）《中国文化史导论》（1943）《中国历史精神》（1951）《文化学大义》（1952）《中国历代政治得失》（1952）《国史新论》（1953）等一系列演讲集和著作，是这个转折后的重要成果。

3.写作环境与著书心态

正当《国史大纲》在蒙自属草初创之时，西南联大决定1938年暑假后，将文学院迁回昆明开学。蒙自距昆明280公里，是滇缅铁路上一个山水秀丽之地。祖父与汤用彤、贺麟等几位教授爱蒙自之清幽，决定暑假继续留住此地，到开学再离去。

他们又找了几位同事结伴，共七人借住在蒙自旧滇越铁路医院俗称“法国医院”内。当时，城中风传日军敌机要来轰炸，法国医院靠近美军飞虎队和中国空军的联合基地，是危险的空袭目标。七人之一的沈有鼎教授便用《周易》问卜，得爻辞曰“不出门庭，凶”。几位教授乃每天早饭过后即离开医院，远到郊外山林溪流处躲避，并带上书籍和面包火腿，午饭后或傍晚再返回住地。祖父去郊外所带的书籍，正是他在北大上中国通史课的参考资料。

这些通史参考资料，在四、五轮的上课中不断增补，积有五、六大厚册，从北平逃难南下时，祖父将其随身带在衣服箱里，它是讲课的基本资料，更成为现在《国史大纲》撰写的“唯一祖本”。

就是在这样躲避敌机轰炸、极不安定的环境中，开始了《国史大纲》的早期撰写。

暑假开学在即，为避昆明的人事频繁，祖父决定选一个靠近昆明、能兼顾上课与专心写作的僻静之处。说来也巧，他曾坐火车途经宜良，因爱窗外山峦起伏的景象，此刻便有意卜居宜良。宜良县在昆明东南65公里，也在滇越铁路线上，交通便利。当时的宜良县长王丕得知联大教授意欲幽居著史的心愿，感佩之下，遂将自己在城西山中岩泉寺内的个人别墅二层小楼，借让给钱教授暂住。

祖父回忆说，从此得以半周宜良写书，半周昆明上课。每周四提前午餐后，从岩泉寺下山赶到八华里以外的宜良火车站，乘米轨小火车穿越十多个山洞，于下午五点到达昆明。

火车站出来，直接坐人力车奔向教室，途中买蛋糕在人力车上充饥，以赶上晚七点开始的课程。九点下课后，再到昆明市里餐馆进晚餐。周五、周六两天的课程，因避日机轰炸，也都安排在晚上。两个白天，就在学校补看在宜良不易见到的各大报纸杂志等，了解时事新闻和学术动态，或与学生出游昆明附近的山林名胜。

周日一早再坐火车返回宜良，中午抵达，午后在宜良休息调整，泡温泉、读陶诗。随后的周一到周四上午，就在岩泉寺内一心著书。山居寂静，这三、四天内，往往有不曾与人说一句话的情况。

汤用彤、贺麟当初曾送祖父到岩泉寺，同住一夜而离去，临别是感叹说“此楼静僻，游人所不到，君一人独住，能耐此寂寞否？”钱先生说“居此正好一心写吾书，寂寞不耐亦得耐。”

寒假陈寅恪来看望，也在小楼住一夜，感叹说“如此寂静之地，在此写作真大佳事。然使我一人住此，非得神经病不可。” 如是为常，真可谓自甘寂寞，动心忍性。

岩泉寺内有方丈住持的下寺和老道留守的上寺（俗称上下寺，实际上寺应是道观）。县长别墅在下寺，祖父先在下寺与僧人搭伙，不料这里的素食极为粗陋，每餐不能果腹，住持遂介绍一民妇张妈为祖父烹制荤素伙食及浆洗衣服，祖父生活因此得以安顿。后半年移居上观，山上视野开阔，山后便于攀登健身，又与老道可往来谈话，张妈仍上山随侍。

宜良著史的这段日子，是祖父读写生涯中非常特殊而难忘的时光。著书之余，他常到宜良县立中学图书馆借书，与校长结识，受邀为中学师生演讲；他也常到宜良城中品尝当地的名菜——宜良烤鸭，春天到宝洪山上采购新茶，还在附近爬山、泡温泉、游览名胜。还与偶尔来探访的汤用彤、贺麟、陈寅恪、姚从吾、张其昀、李埏等先生山中夜话，感时忧世，论古谈今。

如今，宜良县在当年著书的二层小楼旧址上，修建了一座“钱穆著书纪念馆”。门口两侧竖立十二块石碑，镌刻了《师友杂忆》中关于宜良著书的回忆文2800多字。文章款款深情地记述了著书宜良时当地的山水自然、物产交通、风俗人情等等，堪称一篇记事记人的散文佳作。

中国大地上名人贤达的纪念馆不少，像这样因“一人一书”之因缘而建起的著书纪念馆，则可谓寥寥无几吧。

4.出版经过及两个“国难版”

从1938年5月到1939年6月，仅十三个月，《国史大纲》53万字杀青付梓。39年暑假，祖父带着书稿，从云南经香港回苏州探亲，途中即把书稿交给战时商务印书馆香港新馆，嘱尽快出版。香港商务仍将书稿交上海老馆负责编辑出版。

作为大学教科书，书稿须先交重庆国民政府相关部门审查，审查部门对书中以“洪杨之乱”指称“太平天国”提出修改意见。商务因不知作者休假在苏州，将修改意见寄到昆明联大，等祖父看久无出版消息到上海去询问进展时，才得知了“审查意见”之事，再写信申诉坚持原稿的理由，重庆审查机构竟被说服，同意按原稿出版。如此往复，耽误几个月，到1940年7月，《国史大纲》第一版在上海问世。

书的扉页上写着“本书谨奉献于前线抗战为国牺牲之百万将士 二七.五.一0——二八.六.一四”，数字所标民国纪年之年月，即书稿起笔到杀青的起讫日。这个初版，在上海只印刷了几百部，发往内地，极为珍稀。当时有幸购得一套的人，往往被很多学生借来整本传抄阅读。今天，这个初版更是很难见到了。

《国史大纲》初版后近十年间，在成都、重庆、上海曾多次再版印行，目前我所见，有1943年蓉一版、1944年渝一版，这两个版本，因战时条件所限，印书所用都是粗糙的手工土纸，印刷工艺也十分简陋，带着时代烙印，被称为“国难版”，“国难版”的另一特征，就是扉页上都有献给牺牲将士的那一行字。

1947年5月上海出版“新中学文库”版，1947年9月上海又出版“部定大学用书”版。另外，1943年蓉一版上册末有“缪凤林校记二十条”及金毓黻 “集句题宾四先生《国史大纲》”诗四句：

惟古于词必己出（韩昌黎），语不惊人死不休（杜子美），

撑肠目有五千卷（元遗山），不废江河万古流（杜子美）。

5.结语

烽烟著国史，绝徼续斯文，为中华民族续写新的华章。《国史大纲》饱含作者对上下五千年中国历史的深刻洞察，他的对本国历史应具有“温情与敬意”的提法，他的“一部中国史就是民族文化的发展史” 以及“国之兴亡，首在文化盛衰”的大文化史观，都带着鲜明的钱氏学术个性，成就了这部肩负时代使命，融入全部生命激情和精研覃思的大著作。

2025年9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