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老舍去世，人们在其遗体附近发现一本书，与毛主席有关

1949年10月1日夜里十一点，北京城已经安静下来。天安门广场的彩灯还没熄，老舍站在广场东侧台阶下，久久不肯离去。那天的礼炮回声、同胞山呼海啸般的欢呼，让这位写了一辈子“北平味儿”的作家真正感到什么叫“换了人间”。他突然意识到，从抗战到解放，这条他亲眼见证的道路上，有几个人的名字始终相随：毛泽东、周恩来，还有他自己。

时间往前推回到1938年春。汉口会议厅里烟雾缭绕，周恩来一身长衫，站在台阶上对台下的作家们说道：“抗战已到吃劲的时候，各位不能再各说各话。”老舍在人群里，下意识挺了挺背。他是北平人，又是满族旗人，说起来与“革命”这个词似乎隔着一层，可那天的场景却让他第一次真切感到，文人手里的笔也能成为武器。

当年夏天，“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挂牌，老舍被推选为常务理事。档案里写得很客气：他组织能力强、人缘好。但知情人都明白，更关键在于他信得过——周恩来喜欢和他说话，毛泽东也乐意听他吐槽北平的巷子、胡同里的人情冷暖。抗战的紧张空气里，这份信任弥足珍贵。

1939年9月，老舍随慰问团抵达延安。陕北的早秋夜风透着寒意，他却兴奋得睡不着。第二天见到毛泽东的时候，他一句“没想到你这么高”逗得主席呵呵直笑。毛泽东拍拍他的肩膀：“周恩来说，你来，咱们就多了一个笔杆子。”一句似聊天的轻描淡写，后面却是对抗日文艺阵地的深谋远虑。

慰问团在延安只待了十几天，却开启了老舍同中共领导人持续二十多年的交往。返回重庆途中，他给友人写信说：“延安的土豆比城里的牛排好吃，因为那地方叫人心里踏实。”这并非客套，而是由衷之言。抗战胜利，他受邀去美国讲学；可一听说北平和平解放、中央准备进驻北京，老舍立刻收拾行李。船到旧金山，他给周恩来发电报：“愿尽快归国，襄助建设。”

1950年初春，老舍回到北京，眼前还是老城，但空气里已是另一番味道。马路上满是修缮工地，宣传标语写着“新中国的脚步，急不得，也慢不得”。中央需要一批懂民情又有影响力的文化人，他被任命为北京市文联主席、作协副主席。对很多人来说这是荣誉，对老舍却更像担子，他清楚自己肩上的责任是让普通人听得懂新中国在说什么。

1951年，话剧《龙须沟》首演。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怀仁堂看完，与演员一一道别。散场时，毛泽东招呼老舍过去，说了七个字：“这戏，得全国演。”老舍明白，这不是一句简单的夸奖，而是一道指示。没过多久，《龙须沟》剧本被印成单行本，送到各地剧团手里。有人统计，三年里，平均每天都有剧院在演这出戏。

值得一提的是，老舍和毛泽东的交往远不是外界想象的那种“单线指挥”，而更像平等对话。毛泽东爱聊历史，他谈康熙朝的盛世，也谈雍正帝的用人之术。老舍听得认真，有时插一句：“这跟咱们今天治国，也不是没点参照。”毛泽东抬头，点一下头算是回应，两人谈兴浓时能从清朝聊到宋朝，没人觉得突兀。

1963年，老舍和夫人胡絜青到了湖南。长沙、湘潭、韶山一路看过去，他心里最触动的不是韶山滴水洞的石壁，也不是故居的旧瓦，而是在田埂上见到的“民办识字夜校”招牌。他感叹：“以前写字是当官的事，现在写字是农民的事，这才动人。”同行的地方干部笑他多愁善感，可那句话被记进了口述档案。

1966年初夏，政治氛围骤变。老舍出入的场合越来越少，家门口的胡同却越来越喧闹。8月23日深夜，北京突降暴雨。第二天一早，胡絜青发现丈夫没在家，桌上只留一行字：“内心清白，天知地知。”她赶去国务院接待站，低声对周恩来汇报：“人找不到了。”周恩来放下手里的文件：“先别慌，马上派公安同志去找。”

几个小时后，噩耗传来。人们在太平湖边发现老舍遗体，雨水尚未退去，岸边的泥沙里压着一册手抄本。纸张被浸透，却仍能辨出封面上写着“毛主席诗词”。粗粗翻开，《沁园春·雪》的开篇字迹清晰。抄本第一页夹着一张纸条，只寥寥两行：“愿与诗中江山同在，亦与诗中风雪俱去。”

公安人员将抄本递给胡絜青，她什么也没说，只把书合上。旁边的工作人员记下细节：装订是传统的线装法，每页边角都细心裁齐，有几处墨痕泪痕交杂，看不出哪一滴是雨，哪一滴是字的主人留下的。

当天下午，周恩来拨通电话，声音低沉：“抄本要保存好。”对方只回答了一个“是”字。此后多年，那册抄本一直封存在档案室，直到相关部门整理文物时才重新露面。专家翻看后认定：书页最早写于1963年长沙之行前后，纸张、墨迹与当年出访记录高度吻合。

最后提一句，老舍去世前留下的笔记本上有一句话：“毛主席、周总理是理解我的，人民是理解我的。”这句话没有被官方公开过多次，但它在档案里静静躺着，像一道注脚，也像一盏昏黄的灯。灯光不耀眼，却能让后来人看清，当年的风雨夜里，一位作家守着怎样的信念与执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