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毛主席参观南京无线电厂，错把写着“毛”的工件当成礼物

1983年3月的一天傍晚，南京长江大桥上的风带着早春的寒意。已调往研究所的陈奉桂站在桥头，忽然听见身旁年轻同事说起“熊猫牌”收音机的往事，他笑了笑，指了指江对岸低矮的红砖房：“那一片，就是当年毛主席来过的无线电厂。”一句话，把众人的好奇心彻底点燃，陈奉桂索性把记忆拉回二十七年前的那个冬晨。

1956年1月11日还没亮，南京城里树枝上挂着霜花，路灯昏黄。厂里值夜班的小钟刚刚打过四点半的报点电话。与此同时，住在后院宿舍的槐亚东被急促的铃声叫醒。电话另一头，只告诉他：“有位重量级客人上午到厂里看看。”身份保密，不做解释。槐亚东愣了几秒，衣服扣子都顾不上系直，就往外冲。街面冷清，只有出租汽车的尾灯在雾里一闪一闪。

天刚蒙蒙亮，厂部会议室灯火通明。槐亚东把十几名中层唤来，耳边只有笔划在本子上的沙沙声。他语速极快：一切岗位正常运转，领导分散在各自车间，严禁串岗，不搞花架子。有人小声猜测，是不是周总理？有人嘀咕，也许中央某个部委首长？议论声被他挥手压下。仓促，却有条理。

八点左右，省公安厅警卫先行到厂。随行干部没透露更多，只把进出通道全数检查。车间里的机器嗡嗡作响，工人们其实已从窗户发现异常——院子里多了几位荷枪实弹的警卫。空气里紧张，也带几分期待。

十点整，四辆深色轿车缓缓驶入。第一辆车门打开，熟悉而魁梧的身影踏了下来，深灰大衣，标志性笑容，一眼便让人确信——毛主席到了。槐亚东迎上去，双手僵硬得不知道往哪放。毛主席先伸手，笑说：“你是槐亚东？亚洲有你一半，可得好好干。”一句俏皮话，把周围人逗乐，也把紧张气氛冲淡了。

主席没有进办公室，而是直接朝噪声最大的工具车间走。冲床、镗床、车床一字排开，金属屑落在地上发出清脆碰撞。主席停在一台老式精镗机前，问：“这是哪国货？”总工程师李奉贤答：“原装进口，但上海已经能仿制。”主席点头：“能自己造就好。”语气平缓，却掷地有声。

靠近操作台的吴展兴正在钢板上画基准线。主席弯腰看了几秒，说：“线条干净，手稳得很。”吴展兴不敢抬头，只应了一声：“谢谢首长关心。”他后来回忆，嗓子当时是哑的。

车间里油水循环槽对面，主席注意到切削液顺着导槽回流。“省油吗？”他问。槐亚东赶紧解释，油经过过滤再抽回使用。主席听完，说了句：“节约，永远不要嫌麻烦。”声音不高，却让站得远的装配工都听见。

十一点出头，行程来到总装区。操作台被白纸包好的成品排得井井有条，每个包裹都写着工人姓氏，用来追溯质量。主席走到第三排，看到一个纸包上只写了一个大大的“毛”字。他侧身问：“这是送给我的吗？”负责检验的车间主任瞬间红了脸，忙解释：“是工人毛丑牛的记号，不是给您的礼物。”主席哈哈大笑：“同姓啊。这活儿做得不错，咱们本家有前途。”整个车间跟着笑，机器声都似乎小了许多。

时间催着队伍往出口移动。临近中午，厂区广播已经响起下班铃。工人们顾不上打饭，全涌向广场。主席在台阶上停住脚，抬手挥了挥，声音不重，却穿透冬日冷空气：“同志们辛苦了，愿大家把机器轰得更响，把技术学得更快。”他上车时，还特地叮嘱槐亚东：“替我再向大家问好。”车队启动后，尘土被轮胎扬起，久久不肯落地，人群依旧静立。

午后，礼堂里开总结大会。有人说，上午的车间好像突然亮了灯；有人悄悄数，主席在厂区整整停留了一小时又四十分钟。槐亚东最后一句是：“生产不靠口号，靠手里的螺丝刀。”掌声很长，没有人喊口号，只有机器马达远远传来均匀的回声。

自此，1月11日成为工厂的固定纪念日。厂里规定：每年这一天评选“毛字奖”，奖励在产品上留下自己姓氏却不出瑕疵的工人。1960年代后，“熊猫牌”收音机凭耐用度打开东南亚市场，英国商贩在封箱单上第一次写下“made in Nanjing Panda”。有人分析，这是技术积累，也是那天下午的后劲。

回到1983年的桥头，陈奉桂把故事说完，年轻同事仍意犹未尽。他们没见过主席，也不记得那家工厂的老门楼，但对那只写着“毛”字的工件充满好奇。陈奉桂轻轻摆手，夕阳把他的侧脸照成剪影：“好奇没用，关键是把今天的电子管做到合格。这才对得起老一辈留下来的那一笔账。”说完，他转身，脚步不快，却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