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城市设计师是现代都市的灵魂,那么五千年前的中国祖先大概早就做了这行,方式却大为不同。去年年底,有一支考古团队走进无锡锡山区,在名叫斗山的地方停下脚步,这里被政府划定成长期发掘区,像是给时间留了一块巨大的实验田。面积接近25万平方米,相当于三十多个标准足球场,地上土层两米厚,一贯延续着古代马家浜文化的脉络。当专家们登上北面高起、南边缓降的坡地时才明白,原来古人选址不是随意为之,是对水和地势的一场精密博弴。
中国东南地区的洪涝并不稀罕。空间利用上,斗山的缓坡恰好能堵截洪水,又保障生活用水,几千年前的居民早就练就在水边安家却能做到与水共处。这里没什么简单的避让,而是化敌为友,建筑布局顺应水流设计,对环境的理解令人咋舌。这样的智慧甚至让现在的工程师都自叹不如。两道夯土墙夹着三条沟渠交错,并非防御外敌,而是由内而外地“驯服”水的脾气,实现拦洪、排涝、引流。类似结构在黄河流域,比如石峁古城,多半是用来抵挡入侵。但长江下游像斗山的这些土建,却把治理水患放在第一位,暗合后期良渚水利系统的雏形,提示我们:这片土地上的技术演进很早就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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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文物中,最抢眼的是数目庞大的石纺轮。数量已远超一家一户的日常所需,从织布推演到交换贸易,再到出现专门“职业”的工匠,全都跃然纸上。更早之前的新石器社会通常被认为是人人平等,家家耕种。不过,在斗山,这种过时想象彻底瓦解:职业分工浮现,有人负责织布,有人参与交易,经济网变得细密起来。类似的结构,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也曾发现配套乐器和专用工具,不同区块分工明确。这些迹象说明,在中国史前文明的多个节点,都已出现专业技能与身份层级,只是形式与程度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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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文明中心”的老观念,如今又有了新的线索。过去学界认为良渚遗址是长江下游最早的高度聚落,其时间约在5300年前。但斗山的发现,将这个标尺往前推了上千年。良渚那种大型建筑和集体协作,并非平地而起,却是建立在此前更小规模聚落的逐步积淀。例如在安徽凌家滩遗址,类似复杂的圣地规划与祭祀活动可以追溯至距今5800年左右,各地文明发展的链环相互连接,不再是谁主沉浮的比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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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许多地区考古都是临时性的,被逼着赶时间,下了挖掘铲还得看铁路基修不修、新楼盘盖不盖。斗山是少见的例外,地方政府提前圈定保护区域,确保资金和时间充足,让专家团队慢慢摸索,每一层细节都不遗漏。如今,两百多件新出土文物被搬进无锡新建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类似的主动保护政策,也已在四川三星堆和河北满城汉墓得到运用,推动了完整体系的研究。倒是偶有反例,比如一些尚未纳入保护的散乱遗址,只因急于开发,致使遗迹破碎,信息大量流失,很难复原全貌。这种差异,直接决定了我们能否还原历史的细腻脉络,也奠定了未来中国考古工作发展的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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