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不久，陈毅找谢振华谈话，谢振华说：我看别人更合适

1949年6月18日夜，苏州拙政园外的梧桐被雨点敲得沙沙作响，华东军区前敌指挥部的一盏马灯亮到深夜。陈毅在灯下翻阅军委最新电报，眉头紧锁——华东军政大学即将扩编，第二总队缺一位既懂指挥又懂教学的政工主官，名单上空着。

窗外脚步声停在门口，参谋报告：“谢振华已到。”陈毅合上电报，起身迎出：“老谢，夜色不佳，辛苦啦。”谢振华脱下雨衣，帽沿还挂着水珠，他本能地立正敬礼，却被陈毅拉到椅边：“坐，咱们谈谈。”

短暂寒暄后，陈毅开门见山：“二总队政委，你去最合适。”谢振华摇头：“三野能人多，我看别人更合适。”陈毅哈哈一笑：“能打仗的不缺，能一边打仗一边教书的不多。老谢，你不来，谁来？”谢振华沉默几秒，点头：“既然首长决定，我服从。”对话结束，任务落定，雨声却更密——这场谈话为新中国军事院校的雏形添了关键一笔。

若把视线往前拨十三年，可见谢振华不止一次被这样“点名”。1936年5月，陕北米粮山上尘土飞扬，红军大学开始筹建。毛泽东定下“林彪抓训练、罗瑞卿管教学”的框架后，还缺一个能兼顾营级干部培训和思想教育的骨干，罗瑞卿迅速写下“谢振华”三个字。因为在红一方面军保卫局执行科历练多年，这位27岁的江西青年早已是资历老、战例多、理论强的“三合一”。

抵达米粮山那天，谢振华见到的是成排土窑洞和几张半截条凳。教员只有三名，学生却来自各路主力。当讲台成了膝盖，当石壁变作黑板，他仍能把战术、侦察、政治动员捏成一节节生动课程。一个月后敌情吃紧，红军大学被迫转移到保安，谢振华一边押运器材，一边安置学员，等窑洞课堂在新地点重新支起，外人只觉得“换了块地方，倒像没折腾过”。

七七事变的枪声打断了课堂铃。抗日军政大学仓促毕业，谢振华随部队东渡黄河。平型关、百团大战、冀中破袭……规模不一的战斗里，他既当指挥员又当教官，总结战法、修改教材，常常是上午打完伏击，下午就把刚用过的战术写进讲义。有人不禁要问：这种“边打边写”到底管用吗？答案藏在学员们后来屡屡成功的夜袭、穿插、反伏击里。

解放战争爆发，谢振华调至中原野战军，仍肩负干部训练任务。鲁西南一役，他带出的一批排级指挥员恰好顶在最吃劲的正面，硬生生撕开敌阵。战后总结会上，邓小平对他讲的第一句话是：“能打的学员才算毕业。”

时间回到陈毅办公室。华东军政大学的框架已定，二总队专门负责接管苏南、浙江新解放区的地方武装与行政骨干，既要懂枪炮，也要懂城市管理。换句话说，它是未来省市级干部的“速成班”。陈毅最担心的不是师资，而是如何把党政军三个系统揉在一起。谢振华的“杂家”经历正合胃口——从保卫局执行科到红大教员，再到前线指挥，他熟门熟路。

1949年7月中旬，谢振华到苏州报到。筹建办只腾出两间旧祠堂，一张黑板还是用弃船底板改的。开学第一天，他先让学员围坐：“今天不上课，谈问题。”大家提到城市接管中易混淆的军纪与民法，他立刻举例：“进城部队管治安，但税务、粮秣与公安是三个口子，混了就出乱子。”这种直截了当的方式，让许多刚脱下草鞋的新干部当晚就熬夜翻笔记。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军事院校迅速扩张。1951年冬，中央军委决定在南京设立军事学院，由刘伯承负责。刘伯承向军委要人时，点名谢振华：“基本系必须由他挑大梁。”谢振华赴任时，情报、侦察、战役学三个教研室加起来只有二十来名老师，大多刚从战场转入课堂，苏式教材又与解放军实战不完全吻合。

谢振华组织编写《步兵近战》《营连级指挥手册》，原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为轴，外军经验为辅”。教材第一稿印出后，他把原苏译本和自编本放在两组学员里对比教学。两个月后考试，翻译本组平均分低了整整十二分，这一事实直接说服了尚存疑虑的苏联顾问。

1952年初，毛泽东视察南京军事学院，他专挑基本系听课。下课后，毛泽东拉着谢振华的手问：“学员能听进去吗？”谢振华答：“按自己的打法讲，他们爱听。”毛泽东颔首。两年后，朱德检阅学员队伍时，再次点名表扬基本系“既有理论又贴近实战”。

此后十余年，谢振华先后参与国防科委情报干部培训、全军院校教材统编等工作，行程跨越北京、西安、昆明，总是“干完一个坑，再填下一个坑”。有同志统计，他参与主编或审定的教材达三十余种，覆盖战役学、侦察学、政治工作学三个大类，为全军院校通用。

从米粮山的窑洞到南京钟山脚下的教学楼，谢振华的履历像一部活教材：战场与课堂互为注脚，指挥与教学相互成全。陈毅那句“你不来，谁来”并非恭维，而是一种判断——新生共和国要站稳脚跟，离不开这样一位“文武双全”的“多面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