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幻想“多极化”了，世界只有中美两个“超级大国”｜IPP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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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12月4日，美国白宫发布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文件承认，中美关系已经“转变为实力近乎对等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一判断也暗示着，中美竞争或将进一步延伸至制度安排、发展模式、体系构建及政治愿景等更深层次领域。与此同时，报告并未将“多极化”视为应当主动接受的秩序转型，而是强调通过以美国为核心的联盟网络和等级体系，维持美国在重要地区的主导地位。这一思路在近期美国官员的公开表态中亦有所体现。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表示，曾于1823年将西半球划定为美国势力范围的“门罗主义”如今已重新“生效”。

近日，《外交事务》刊载了达特茅斯学院政府学系副教授詹妮弗·林德（Jennifer Lind）的分析文章。文章通过一套创新的量化方法论，对“大国”地位进行了界定，并得出了一个颠覆主流“多极化”叙事的结论：当前世界本质上是一个由美国和中国主导的两极体系，而非多极体系。许多被热议的“崛起中大国”或“中等强国”，如印度、俄罗斯、德国、日本等，均未达到历史维度上的大国门槛。

文章明确指出，中国在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上已远超冷战时期的苏联，是名副其实的“超级大国”（superpower），而不仅仅是普通大国（great power）。两极结构的固有逻辑——即确保“后院”安全——正驱动中美在各自周边区域（如拉美和东亚）展开日益激烈的博弈，迫使该地区国家面临艰难的选边站队压力。

詹妮弗·林德（Jennifer Lind）

达特茅斯学院政府学系副教授，伦敦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副研究员，哈佛大学赖肖尔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大国政治的风云变幻塑造着世界格局，也以或好或坏的方式牵动着各地人民的生活。大国间的战争曾致使数百万人丧生；而获胜的大国所建立的国际秩序，其准则与规范也深刻影响着全球的和平与繁荣。此外，大国还会以公开或隐蔽、有时甚至是暴力的方式干涉他国政治。换言之，大国的影响力举足轻重。

世界格局的极化程度——即存在多少个大国——同样意义重大。

不妨回顾过去三十年美国主导的单极格局。摆脱了大国竞争对手的制衡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部署兵力，并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塞尔维亚等多个国家开展军事行动。

然而，两极格局的风险则有所不同：两极体系中的超级大国会陷入执念般的竞争，通过培植亲信势力、扶植傀儡政权来划定势力范围、建立缓冲地带。与此同时，学界普遍认为，存在三个及以上大国的多极格局最易引发战争，因为这种格局下的联盟关系极不稳定，且阵营的灵活变动会大幅增加均势判断的难度。

尽管特定时期内大国的数量至关重要，但各界对于如何定义大国（进而统计其数量）始终未能达成共识。对于一个国家要具备何种能力或条件才能跻身大国之列，也众说纷纭。

但国家间的相对实力始终在发生变化。冷战时期，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曾扬言要 “埋葬” 美国，彼时许多人都对此深感担忧。到了20世纪80年代，目睹日本经济腾飞的美国人，又担心会被这轮“旭日东升”的浪潮超越。

1985年《广场协议》实施后，美元在随后两年内大幅贬值，日元和德国马克迅速升值，短期内缓解了美国的贸易逆差压力，但也对日本经济结构和资产价格产生了深远影响。图源：美联社

如今，学者与政策制定者们正争论不休：中国究竟是会崛起为能与美国匹敌的超级大国，还是已步入衰落轨道？与此同时，印度的崛起与俄罗斯的复苏，让不少人宣称多极格局已然到来。之所以会出现对均势的诸多分歧，是因为实力虽为国际政治的核心概念，但其内涵却始终难以精准界定。

为应对这一难题，我研发了一套国家实力对比方法论——该方法运用国内生产总值（GDP）、军费开支等通用指标，结合近现代数据，为大国地位划定了量化门槛。

我的研究发现，纠结于中国是否正赶超美国，其实是偏离了核心。历史上，大国的实力往往远逊于体系内的主导国（即全球格局中最强大的国家），但它们仍会参与危险的安全竞争。不仅如此，这套方法论还揭示出，如今中国的实力已超越冷战时期的苏联。

由此可见，当代中国不仅是一个大国，更是一个超级大国。

简言之，当前世界正处于两极格局。诸多中等国家在各自区域内具备重要影响力，但唯有中美两国的实力迈过了大国门槛。这一格局既解释了中美关系日趋紧张的症结，也意味着其他国家将愈发难以置身于两国竞争的“火力交叉区”之外。

例如，两极格局有助于理解美国近期为何对拉美地区高度关注——毕竟中国已在该地区斩获了可观的经济与政治影响力。随着中美博弈不断升级，美国势必无法容忍此类势力渗透，正如中国也不会坐视美国在其“家门口”开展政治与军事活动。

美国新国安战略把特朗普描绘成美国19世纪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的现代版改造者。图源：路透社

大国，可量化衡量

我的方法论构建，始于一份在历史学家与政治学家协助下生成的清单——该清单囊括了1820年以来不同历史体系中的大国。尽管学者们常就“实力”与“大国”的定义争论不休，但这份清单凝聚了学界共识，为研判不同时期的均势提供了“基准事实”。

随后，我借助历史数据，验证了哪些指标能最精准地还原这份大国清单。在评估过程中，每个国家的各项指标均以比值形式呈现——即该国某一指标的数值与同期主导国对应指标数值的比率。例如，指标数据显示，19世纪初的美国尚未跻身大国行列，其经济与军事指标均落后于英国；而这些指标也清晰呈现出，美国是如何在19世纪后期实现对英国的反超、晋升为大国的。

研究表明，有两项经济指标可有效识别大国：一是国内生产总值（GDP），二是将GDP与人均GDP相乘得出的复合指标。此前有学者提出，这一复合指标能同时体现大国的两大核心维度，即经济体量与富裕程度。

我的指标验证了这一观点，该指标可有效区分大国与其他国家——实力相对较弱的国家（即次等强国）在两项经济指标上的得分均偏低，而大国得分则处于高位，且二者之间存在显著差距。不过，人均GDP被证实是衡量国家实力的低效指标，无法区分大国与次等强国，毕竟许多次等强国的人均GDP并不低。

此外，人均GDP还存在误导性，因为它容易掩盖地区发展的异质性。以中印两国为例，两国既存在大量高收入群体和发达地区，也有大面积的低收入区域。人均GDP作为平均值，会掩盖这种发展差异，可能误将此类国家判定为中等水平，却忽视了其富裕且技术先进地区所具备的潜在实力与地缘政治影响力。

总体而言，这套方法为判定大国地位提供了可量化的门槛。我将“标准型大国”定义为处于历史大国实力分布中间50%区间的国家（即剔除实力最强与最弱的国家）。标准型大国的GDP规模通常为同期主导国的17%至45%，中位数为27%。因此，GDP规模达到主导国27%左右的国家，其经济实力已超过历史上的中位数大国。

当然，一个国家能否被认定为全面意义上的大国，还需结合其他指标综合判断，但该方法可初步判定其是否迈过了大国的基本门槛，同时也能明确其在各维度的强弱短板。这类评估不仅可为国际政治领域的实力转移研究提供支撑，还能为研判当代均势变化（如中国是否衰落、印度是否崛起）提供有效工具。

昔日“第二极”苏联

基于这套分析方法，纠结中国能否在经济上赶超美国，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从历史来看，主导国往往会与实力远逊于自身的大国展开激烈竞争——这些大国的GDP通常仅为引领者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这意味着，中国无需在实力上与美国持平或超越，就足以成为美国的大国级竞争对手。

苏联（Soviet Union）就是典型例证。冷战时期，苏联虽被普遍视为超级大国和美国的主要地缘政治对手，但其GDP最高仅为美国的40%。尽管存在巨大的经济差距，苏联仍对欧洲构成了区域霸权威胁：它不仅构建了庞大的全球情报网络、向世界各地的叛乱武装供应武器，还镇压了东欧与波罗的海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正是这样一个经济体量远逊于美国的国家，让美国的国家安全政策为之耗费了三十余年的精力。美苏两国不仅打造了规模空前的军队、开启了核军备竞赛，还曾在多次危机中将世界推向核战争的边缘。

表一：中国与苏联相对于美国的实力指标（百分比）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作者计算。注：复合比率为GDP乘以人均GDP。

如今的中国，其经济实力已远超冷战时期的苏联，具备了更强大的竞争能力。在“GDP×人均GDP”的复合指标上，标准型大国的数值区间为同期主导国的8% 至28%，中位数为15%；而中国当前的该项数值达到了36%，不仅远超历史上的标准型大国，也超过了1970年达到峰值时仅为16%的苏联。GDP指标也反映了中国的相对实力：中国130%的得分远高于27%的中位数。

即便中国的实际GDP远低于官方公布数值，其超出标准型大国GDP门槛的幅度依然巨大，足以确保其大国地位，且仍会高于苏联44%的水平。

中国仅在一项指标上不及苏联，那就是军费开支。冷战时期苏联的军费开支曾与美国持平（即达到美国的100%），而当前中国的军费开支仅为美国的32%。但需要注意的是，苏联为维持高额军费，曾将GDP的14%投入国防领域，这种模式最终被证明难以为继；反观中国，当前国防开支仅占GDP的2%左右，这意味着中国仍有充足空间提升军费规模，同时总体上将其控制在可控水平。

综上，这套指标体系表明，中国无需实现对美国的全面赶超，就已成为兼具经济与军事竞争力的大国——其综合实力甚至远超美国上一个两极对手苏联。

双雄并立

有批评者可能会质疑中国的实际竞争能力，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已放缓、面临诸多内部难题，且中国强化管控的政策会损害未来的创新潜力。这些观点虽指出了中国经济面临的现实挑战，但存在几个方面的认知偏差。

首先，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是必然趋势。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往往会在中等收入阶段出现增速回落，而那些成功实现增长转型的经济体，最终增速通常会稳定在1%至2%的区间。

历史上，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等曾经历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均因人口结构恶化、薪资水平上涨、长期大规模投资引发金融危机等因素，出现了增速放缓的现象。因此，评判中国经济的成败，关键不在于能否维持上世纪90年代的超高增速，而在于能否顺利过渡到成熟的低速增长阶段。在此过程中，中国经济确实面临房地产市场低迷、债务累积以及学者所称的“内卷化”（企业为争夺不断收窄的利润空间陷入过度竞争）等严峻挑战。

尽管无人能预判中国能否妥善应对这些难题，但断言“中国已达巅峰”显然为时过早。此前，曾有质疑者预测，新冠疫情、治理环境危机产生的巨额成本等因素，会导致中国经济增长崩盘，但这些预测均未成为现实。尤为关键的是，若假定竞争对手会自行崩溃——尤其是当对手拥有像中国这样具备适应力与执行力的领导层时——这种判断绝不能作为政策制定的依据。纠结中国能否赶超美国，本身就是偏离了问题的核心。

另有质疑者提出，中国强化管治、加强私营部门监管等政策，会削弱其创新能力。

创新对中国的地缘政治竞争力固然至关重要，大国也必须在技术前沿领域展开角逐，若政策抑制了创新活力，中国的竞争力势必会受影响。但从实际成效来看，中国政府的诸多政策已显现积极作用：在高技能人力资本与研发领域的巨额投入，培育了高素质的产业队伍；政府对绿色能源、机器人技术、生物技术等关键领域的大力扶持，助力中国企业实现技术创新并提升商业竞争力；而且，所谓的“新威权主义”并未阻碍中国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与通信、超级计算等技术领域取得新的突破。

事实上，在诸多领域，中国不仅能与美国比肩，还在同其争夺行业主导权。

还有批评者对“两极格局”的论断提出反驳，认为当前世界实际呈现多极化态势。他们的依据是，俄罗斯2022年入侵乌克兰，且其与中国的同盟关系产生了重大地缘政治影响；德国与日本在经济、科技与外交领域地位突出；巴西、印度、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南非、土耳其等一众中等国家的影响力也在持续提升。数据也能佐证中等国家的崛起：1990年，中等国家的GDP合计约占全球总量的15%，到2022年这一比例已升至30%；军事层面，中等国家的军费开支占比也从1990 年的7%提升至2022年的15%。

但中等国家影响力的提升，绝不能与多极化格局的形成混为一谈，因为这些国家均未迈过大国所需的经济与军事实力门槛。

德国与日本因军事动员率偏低，始终未能跻身大国行列，其能否兑现增加军费的承诺进而突破大国门槛，仍未可知。

俄罗斯同样处于门槛之下——若俄罗斯具备大国实力，它理应已击败乌克兰，并具备威胁西欧地区霸权的能力，正如冷战时期的苏联那般。

印度若能持续保持经济增长、扩大军费开支，有朝一日或许能成为大国，但目前其综合实力仍未达标。

当前，唯有中美两国同时满足大国所需的经济与军事双重门槛。

12月11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主持召开经济问题会议。图源：路透社

“后院”博弈

在两极格局初期，中美两国的竞争正渗透到各个领域：贸易、金融、技术、全球治理以及军事领域。这一竞争所产生的影响已波及全球，印证了政治学家巴里・波森（Barry Posen）的论断——在两极秩序下，“边缘地带将不复存在”。

例如，美国正对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扩张感到担忧，尽管美国在该地区拥有诸多长期盟友，但中国已逐渐成为当地重要的经济、技术和安全合作伙伴。

然而，两极格局的首要法则是巩固“自家后院”。委内瑞拉的尼古拉斯・马杜罗（Nicolás Maduro）政府一直寻求与中国建立密切的经济联系，而美国近期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地区施加的军事压力，一定程度上是对加拉加斯及该地区其他国家的警示，告诫其与北京方面过度亲近的后果。

今年早些时候，特朗普政府也曾向巴拿马发出类似信号：若其继续允许中资企业掌控巴拿马运河的战略基础设施，美国将采取军事行动。拉美地区在冷战时期就曾饱尝两极对抗之苦，而在当前中美超级大国竞争的新格局下，该地区正再度感受到这种压力。

在东亚地区，中国或将推行本土化的“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中方将继续通过渐进式策略与经济施压手段，迫使周边国家与华盛顿方面脱钩或保持距离。未来数年，中国在政治和军事层面将美国排挤出其所在地区的力度，或将成为界定中美战略竞争核心场域的关键所在。“别逼我们选边站队”，这是包括部分美国条约盟友在内的诸多东亚国家的心声。

但在两极格局下，处于超级大国“后院”的中小国家已无“自主选择”的余地。这些国家不得不做出抉择，且必须符合邻近超级大国的预期，否则将承担相应后果。两极格局的回归，意味着我们是时候满怀着遗憾与忧虑，来重新正视超级大国竞争的本质、强度及其全球性影响了。

文章原标题为《“多极”幻象：为何美中才是世界仅有的两个大国》（The Multipolar Mirage: Why America and China Are the World’s Only Great Powers），2025年12月12日刊载于《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网站。

姜心悦｜IPP实习编译

IPP公共关系与传播中心

审校｜刘 深

排版｜周浩锴

终审｜刘金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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