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航校一教员想要走后门，领导开门见山：你快去北京找你叔叔

1973年12月，长春站外飘着细雪。身穿旧呢子大衣的徐双九站在站台尽头，手里攥着一张硬座车票，北京方向。犹豫、忐忑、还有几分不甘全写在脸上——这一趟去见叔叔，他既怕被拒，又怕被同意。

事情要从一周前说起。哈尔滨航校年末下发招兵指标，只有两个名额，却有六名教职工子弟在排队。徐双九的女儿徐爱萍已经在北大荒插队六年，手上的老茧比他当兵时还厚。“能不能给孩子弄个兵籍？前途、婚事都好安排。”他咬咬牙，向校领导开了口。

领导并没拐弯抹角：“名额不够，你去北京找你叔叔吧。要是徐帅能批，就宽松了。”话说得直接，听得人心里发凉。徐双九知道，这不是抬举，而是烫手山芋——叔叔徐向前从不批条子，家里孩子插队、当工人，全是走正规渠道。

徐双九回家翻来覆去睡不着。女儿眼圈发黑地说：“爸，要是不行我就再干几年。”妻子也帮腔：“别难为老首长。”可他心里清楚，再拖下去，女儿真要在农场扎根了。现实逼得他第二天就买了去北京的车票。

火车一路南下，他想起自己参军那年。1946年，他在通化见证了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挂牌，王弼、常乾坤忙得脚不沾地。跑道是用砂石铺的，雪夜里冻得发亮，大家照样摸黑练习撤离与滑跑。那时他感慨，共产党连飞机都还没几架，却已经琢磨着培养飞行员。二十多年过去，学校早成了空军的摇篮，可名额永远紧巴。

哈尔滨航校的前身，就是当年那所东北航校。二十年代出身的王弼，坚持“少而精”“实践第一”，亲自写教材、画示意图，晚饭后还拉着学员看发动机剖面。不得不说，这种基因决定了后来的航校对纪律的极端看重。走后门，在这里等同弯道超车——人人都知道会被抓包。

车厢里昏暗，茶水桶起雾。他反复琢磨该怎么开口。心里打草稿：先问病情，再谈家事，最后提名额？越想越虚。火车到北京已是夜里十点，他先去妹妹家借宿。妹妹见他皱眉，低声一句：“叔叔刚做完雾化，气喘得厉害，你别惹他生气。”

次日上午，海军医院老干部病房。徐向前戴着氧气鼻导管，神色却硬朗。“小九来了？航校忙吗？”他先问工作，不提家事。寒暄几句，徐向前忽然说：“爱萍还在北大荒？”一句点破来意，徐双九脸红，心脏狂跳。终究硬着头皮说了需求：航校只有两个名额，若能多批几个……

话没说完，徐向前抬手制止：“军委刚下文件，干部子女当兵按统筹分配。规定是铁的，我不能拧。”声音不高，却像裁判的哨音。徐双九急了：“叔，前门真难。”徐向前摇头：“后门更难。条子我不会开，一个都不批。”

病房的空气瞬间凝固，只听得见仪器滴答。几秒后，徐向前语气缓下来：“告诉孩子，好好在农场干。组织不会忘了吃苦的人。”这句劝慰，比任何批条子都沉重。

三天后，徐双九回到哈尔滨。领导见他空手而归，叹口气：“果然如此。”通知随即贴出：今年招兵名额，两人，按公开顺序录取。徐爱萍不在名单里。

1977年，高考恢复。徐爱萍从农场直接报名，凭着六年打坝修渠练出的“牛”脾气，硬是挤进录取分数线，被黑龙江大学中文系录走。录取通知书寄到北京，徐向前拿在手里反复端详，淡淡一句：“这路，走得正。”旁人听来平平，却是他对侄孙女最高的肯定。

说到底，徐向前的“严格”不是冷漠，而是坚持制度。早在1950年代，他就立过规矩：家属、亲属一律按章办事，不许特殊化。秘书给夫人安排专车，他批示“多余”；老乡求他批拖拉机回乡，他回电“设备归公”；甚至自己小女儿体弱，单位想网开一面，他也只说：“身体不好就更得锻炼。”

有人私下议论：一句话就能解决的小事，何苦让亲戚受罪？可徐向前相信，特权一开口，就像割裂的机翼，会让规矩这架飞机失速。航校的学员早被他敲打过，“飞行靠技术，仕途靠本事”，当面训得人脸发烫，却没人敢不服。

几年后，哈尔滨航校再度扩招。招生简章里注明：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有艰苦基层经历者。徐爱萍的名字，静静排在候选表第六位——她没去报。大学毕业，她被分到省城报社。有人问：“后悔没当兵吗？”她笑笑：“北大荒和大学，已经给够我一生的风景。”

雪融又落，航校跑道上飞机轰鸣，故事被轰鸣声覆盖，却不曾被遗忘。徐双九仍在讲台上传授《空军战例解析》，提到“纪律”两个字时，他总会顿一下，似乎想起那趟北京之行。学生们听得入迷，没人知道那一页尘封的小插曲。飞机照样起飞，航迹干净利落——就像那张被拒绝的条子，从未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