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商，将利根植于义的土壤，成就商业传奇

上次，我们聊到了闽商是利用诚信和契约精神“取利”，他们深刻的理解，“利”从“义”中来，最终还是要回归到“义”中去的道理，发扬了儒商的特质。那么今天我们继续聊聊，潮商又是从哪些方面来体现他们的儒商特质的。

小君觉得，虽然在中国历史上不同的地区皆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和营商风格，但历史上成功的商人大多都带有儒商的特色，但同时亦带有其独特的地方特质。说起闽商和潮商，小君一直觉的在国内几大商帮中，闽商和潮商有着许多共同点。同属于面朝大海的地域，潮商与闽商都具备了面向大海，开拓未知的勇气，无论是潮商的“出汕头”，还是闽商的“下南洋”，他们其实都是为了生存与发会展而干预背井离乡，跨越重洋在陌生的伊予环及各种白手起家的开拓者。

若说闽商是家族本位观念浓厚，敢打敢拼的孤勇者；那么潮商便是依靠“帮会式”内部抱团模式的战略家。两者皆注重以义取利，但又存在着微妙的区别，闽商的义利观带有着对家乡的神圣责任感，他们将回馈乡梓视为使命，这不仅仅是为了光宗耀祖，更因为他们将财富视为来自于祖先的保佑更来自他们生存和成长的这片土地的馈赠，和这片土地上的亲缘关系所具备文化和社会环境所赋予的，因此他们的财富，去之于此，必然要回馈于此，这种义带有浓厚的乡土情结和民间信仰色彩。

而潮商的义则更接近现代社会的契约精神，他们的义更多了几现代的商业诚信，设计出能够让所有参与者都获益的商业模式，遵守并利用既有的商业规则。以一种“共生共赢”之义，即留给别人利润，亦是留给自己未来的商机和声誉的模式践行以义取利的行商之道。

对于小君来说，潮商的儒商特色主要体现在仁、信、智三点。

与闽商一样，潮商的许多企业也都具有家族色彩，因此在潮商企业内部也发展出了一种“家族共同体”式的关怀模式。所以在潮商企业中，我们时常可以看到老板对员工，尤其是同乡的员工，提供了远超工作关系的照顾，例如解决家庭困难、资助子女教育等，以此来形成强大的内部凝聚力。这何尝不是体现了儒家“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推己及人的仁爱精神。

潮商的仁爱精神亦体现在捐资兴学和慈善公益上。如香港的饲料大王陈伟南先生便被公认为潮商乃至整个华商界慈善精神的标杆，他的人生格言是“事业成功在于努力，人生价值在于奉献”。自1980年代起，他几乎将全部精力与财富投入到支持家乡潮州的文化、教育、医疗事业中。捐资建设项目超过百个，涵盖从幼儿园、中小学到韩山师范学院（高校），从医院到道路、体育馆。更难能可贵的是陈伟南先生并非在致富后才开始行善，而是而是“边赚边捐”。

早期企业利润并不丰厚时，就已开始捐助。且他的捐赠并不追求名字冠名，对于他来说，更注重的是项目的实际社会效益。据传，陈伟南先生平日里的生活极其简朴，这与他倾资慈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公益慷慨无比，对自己的生活却相当随意简约，这种反差所体现的正是儒家推崇的“克己奉公”精神。

在潮商的商业哲学中，往往口头承诺的效力有时堪比一纸合同，毕竟对于潮商来说“信用是第二张身份证”。在潮商内部，一句“拍胸脯”就意味着责任与担当；反之一旦失信，则在极其看重乡谊和口碑的潮商圈子中寸步难行。潮商这种基于地缘和血缘的信用体系，便是儒家“人无信不立”在商业社会中的高效实践。正如正大集团创始人谢易初先生在早年创业时就将“坚持以农为本、品质第一”作为信条。而其子谢国民先生将正大发展为跨国企业，就在于始终坚守“利国、利民、利企业”的“三利”原则，这种对品质和承诺的坚守便是其赢得全球信任的基石。

潮商具备敏锐的商业头脑和全球视野，因而被誉为“东方犹太人，可见潮商的“智”体现在其无与伦比的商业敏感度和适应能力。从传统的米糖贸易，到现代的金融、地产、科技，潮商总是能准确地把握时代地脉搏。他们将生意网络遍布全球，真正做到了“商者无域”，而这正是体现了儒家“经世致用”和“与时偕行”的大智慧。如今，马化腾就是新一代潮商地代表。他创立了腾讯企业，将互联网这个新兴领域做得风生水起，他的成功不仅在于技术，更在于对用户需求的精准把握和持续的创新应变能力，而这正是儒商之“智”在现代商业模式的极致发挥。

其实，从潮商发展的历史便足以证明，儒家的道义非但不是商业成功的阻碍，反而是构建持久商业信誉、实现个人与社会价值统一的根本动力。潮商以内化的儒家伦理为其商业灵魂，恪守仁爱、诚信、道义，为商业活动注入了道德的温度。他们成功地将利根植于义地土壤中，一次成就了非凡的商业传奇，也赢得了管饭的社会尊重，更是为全球华人企业家树立了以义取利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