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宏运：我心中的杨翼骧先生

新中国成立初期，进入南开的教师，有的是教育部推荐的，有的是院系调整时服从分配来的，有的是聘请的，有的是个人自荐来的。杨翼骧先生是受聘而来。1952年郑天挺先生任系主任，我为系秘书，郑老为充实师资阵容，曾多次带我赴京延揽人才，聘请贤能。一次于赴京的路上，郑老提及时任教北大的杨翼骧。郑老曾是北大秘书长、北大历史系系主任，对杨极为器重并推崇。1953年杨先生遂成为南开人。

杨先生治史领域一是秦汉史，一是中国史学史。他来校后，中国古代史教师结构即完整无缺，王玉哲讲先秦史，杨翼骧讲秦汉魏晋南北朝史，杨志玖讲隋唐宋辽金元史，谢国桢讲明史，郑天挺讲清史。这样一个群体，真是兵强马壮，一时令诸校同行艳羡，南开史学名声大振。

杨先生具有一种历史学家演讲的天才。他口才好，语言简洁明快，讲课内容丰富，条理清晰，板书规范，又常常穿插一些故事，更引起听众极大兴趣。他重视原始资料，授予同学以研究历史的方法。我爱逛书摊，20世纪50年代劝业场、天祥商场楼上旧书店多，一个星期总得去两三次。我碰到一些同学也有这种习惯，他们说是杨先生指引他们来的。

杨先生多才多艺，兴趣广泛，是历史系教师中最活跃的人。他治史之外，喜爱书法，写得一手好字。他一直是一位运动员，打乒乓球、踢足球都很出色，还是围棋高手。他也有不好的习惯，就是抽烟和饮酒，当时南大有个小卖部，最好的酒都给他留着。

杨先生的美德很多，处理任何事都极认真，一丝不苟。1960年担任副系主任，责任心特强，办公室负责同志于可和左志远回忆，1961年贯彻“高教60条”和学校制定的细则，对于如何对待学生考试不及格问题，杨先生提出凡4门课不及格，经几次补考仍不及格者，应退学。问杨先生英语课是否为主课?回答：“是主课。”杨先生认为课代表制度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好办法。同学常常不好当面向老师提出不满意意见，可经过课代表的方式来表达，他要左志远经常收集这方面材料，左每月汇集两次，写出报告。有的青年教师讲课不够理想，杨说：“应扶持青年教师，向同学做工作。”当时系里经常请北京著名学者来演讲，开阔学术视野，杨先生对这一活动极为关注。60年代，历史系领导每周都开碰头会，称党政联席会，商讨教学问题。杨先生详细地陈述、判断、剖析种种问题。

1965年到1966年，历史系师生到盐山参加“四清”运动，我和杨先生等都住在县城内西隅一农家，同吃同住同劳动，对杨先生有进一步的了解。也常谈天，他鲜明表示师道尊严的必要，谈及1958年“拔白旗”运动，青年教师和学生不顾事实，粗暴地批判老师，造成师生间的不和和对立，是极端错误的，是缺乏理智的。对此我那时曾写过一张大字报，贴在胜利楼二楼，抨击一些年轻人的轻率。杨先生当时讲：“老魏有这样的胆量!”他曾让大家去看。这是我们相互信赖、友谊加深的一个重要因素。

“文化大革命”中，我俩都是受害者，大难临头，饱经苦难，彼此同情不幸的遭遇。见面只轻轻点一下头，心照不宣。我们之间的关系更进一步密切。记得十年浩劫结束后，王成彬宴请几位老先生聚餐。杨翼骧转述周基堃几句俏皮话：“郑天不再挺，魏宏亦不宏(红),杨翼已不骧(香),杨志不长玖(久)。”大家泯然一笑，医治内心创伤。

1978年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转折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历史新的一页。学校秩序逐渐回归正常，有志于事业的教师又忙碌起来，作为教师，继续传道、授业，师生之间亦师亦友的情谊勃然兴起。杨先生因为有丰富的史学根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活跃。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所长梁寒冰组织编纂的《中国历史大辞典》,请郑天挺任主编，请杨翼骧和吴泽任史学史主编。杨先生花了两年多时间，条目逐条逐字审视修改，使史学史卷得以完成。他编纂的《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共三册，其年限自先秦至明代，有考证有序言，是史学史领域重要的学术开拓，是一不朽之作，为学界所注目。他的成就，使他不愧被誉为我国史学史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

作为史学家，他有丰富的治史经验和功力。对学界出现的不良倾向，如浮夸、争名争利、随意解释历史书籍上的名词、概念等风气，他都很感慨，认为这种不正的学风，危害极大，是学界的不幸，国人应警醒，制止这种不正之风，学者应自律，树立起深厚的文化修养和高远的精神境界。

杨翼骧是一位不同凡响的学者。记得1986年他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的经过。那一年国务院学科评议组在京西宾馆开会，历史学科评议组组长宿白教授让我介绍杨先生的状况，与会者惊人的一致，无任何疑问，没有几分钟就通过了。杨先生作为史学史的领军人物，是众望所归。

杨先生一生讲求实际。他在求知路上的奋进精神，是我们后辈应该永远学习的。

原载魏宏运：《南开往事》,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