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尼“光明节”枪响:移民困境 枪支漏洞 巴以冲突外溢酿惨案

12月15日，在澳大利亚悉尼，人们在邦迪滩枪击事件现场附近悼念遇难者。　新华社发

12月14日，在澳大利亚悉尼邦迪滩，医务人员将枪击案受害者送往救护车。　新华社发

当地时间12月17日，澳大利亚方面消息称，悉尼邦迪滩14日枪击事件嫌疑人、24岁的纳维德·阿克拉姆受到59项指控，包括15项谋杀指控。

同日，邦迪滩附近的临时悼念点已成为一片寂静的花海。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将手中的花束轻轻放下，哀悼者或驻足凝视，或垂首默立，人群中不时传来压抑的啜泣声。在众多鲜花与卡片之间，有一张卡片上写着“团结，没有仇恨，更多爱”。

枪击发生时，海滩上正在举行一场庆祝犹太节日光明节的活动。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已将此定性为“一场直指国家心脏的反犹恐怖主义袭击”。16日他表示，制造这起枪击事件的一对父子可能受到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意识形态驱动。据警方披露，两名嫌疑人来自当地的一个普通移民家庭。

一向以“远离冲突、治安稳定”著称的澳大利亚，为何成为反犹恐怖袭击的目标?对此，多位国际问题专家向南都记者分析，事件背后交织着极端思想渗透、枪支管控漏洞与移民融入困境等多重因素，同时也反映出澳大利亚政府长期追随美国、在巴以问题上单方面偏袒以色列的外交政策，对包括此次事件在内的多次安全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29年以来最严重枪击案

枪击发生时，海滩上正在举行一场庆祝犹太节日光明节的活动。一对父子持枪袭击，导致包括一名枪手在内的16人死亡、40人受伤

当地时间12月14日下午，澳大利亚悉尼著名的邦迪滩上空被枪声撕裂。一对父子持枪发动了这场袭击，导致包括一名枪手在内的16人死亡、40人受伤。

这是自1996年塔斯马尼亚州亚瑟港枪击事件造成35人死亡以来，澳大利亚发生的最严重大规模枪击事件。15日，澳大利亚全国降下半旗。悉尼歌剧院的帆形屋顶被投上一盏明亮的光明节烛台图案，寂静而庄严。在邦迪滩，无数市民自发聚集，手持鲜花与烛光，为逝去的生命默哀。

枪击发生时，海滩上正在举行一场庆祝犹太节日光明节的活动。事发后，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将此定性为“一场直指国家心脏的反犹恐怖主义袭击”。澳大利亚联合反恐小组调查人员则表示，两名嫌疑人曾宣誓效忠“伊斯兰国”恐怖组织。警方在枪手车内发现一面“伊斯兰国”旗帜。

当整个澳大利亚仍在烛火与鲜花中试图抚平创伤时，对事件根源的追问已迅速转向一个核心谜团:远离中东的澳大利亚，为何会成为反犹恐怖袭击的发生地?

对此，上外中东研究所智库研究员舒梦向南都记者分析，“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意识形态中一直存在反犹思想。在该组织的宣传中，犹太社区常被当成代表西方和以色列的符号目标。而近年来巴以双方在加沙地带的持续冲突，更为该组织提供了可乘之机，其正好借这个话题大肆煽动宗教对立，放大反犹情绪。

16日，阿尔巴尼斯表示，制造该起枪击事件的一对父子可能受到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意识形态驱动。澳政府正联系“五眼联盟”等安全伙伴，以确定枪击事件是否存在任何国际关联。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陈弘也向南都记者介绍，澳总理提到的“五眼联盟”是一个由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五个国家组成的高级情报共享联盟，起源于二战后的英美情报合作协议。如今，“五眼联盟”维持了情报共享和安全合作，且扩展到了反恐、网络安全、极端主义和跨国犯罪等领域。它并非一个公开的国际组织，而是一个高度制度化、长期运行的情报协作网络。

陈弘认为，澳政府在调查阶段特别提到这个组织有着多方面的考量。首先是技术层面的现实需要，若案件涉及“伊斯兰国”意识形态、跨境网络传播与海外联络，仅凭澳方自身情报体系难以全面还原。“五眼联盟”覆盖美洲、欧洲、大洋洲及亚太地区，可调动盟友数据库与长期监测成果。

其次，该机制具备风险评估与责任分担功能，通过“五眼体系”，可迅速判断事件属本土个案还是存在跨国恐袭网络关联。此外，澳政府也考虑到了政治与舆论管理意义，在高度敏感的安全事件中，澳方强调与盟友协作有助于对内展示政府控制力，对外释放澳大利亚并非孤立应对的信号。　　　　

　　枪支管控体系面临考验

澳大利亚人合法拥有的枪支数量超过400万，远超21世纪初的水平。仅悉尼就有70多人持有的枪支数量超过100支，其中一人拥有高达385支枪支，且并非用于收藏或分销

据新南威尔士州警方消息，制造悉尼邦迪滩枪击案的两名嫌疑人为父子关系，来自一个普通的移民家庭。

父亲是50岁的赛义德·阿克拉姆，死于14日与警方的交火中。儿子是24岁的纳维德·阿克拉姆，伤势严重，在医院接受治疗。

在邻居与社区的印象里，50岁的赛义德·阿克拉姆是悉尼西南部邦尼里格社区一位再寻常不过的父亲。作为定居澳大利亚的移民，在多元文化的中产社区里，他持有枪支执照长达10年，合法拥有6把枪，是当地枪支俱乐部成员，热衷“娱乐性狩猎”，其持枪记录在当地枪支管理体系里并未显示出任何异常。

澳大利亚曾被认为是西方国家中枪支管控最为严格的国家之一，这要追溯到1996年发生在塔斯马尼亚州亚瑟港的大规模枪击事件。当时，枪手持半自动步枪和冲锋枪闯入当地一家咖啡馆内扫射，造成35人死亡。

亚瑟港事件直接促使澳政府在1996年通过了严格的枪支管控法案。该法案包括枪支回购计划、全国枪支登记制度，以及对半自动武器持有量的严厉管制。

然而，近年的情况正在发生改变。根据智库澳大利亚研究所今年1月发布的报告显示，澳大利亚人合法拥有的枪支数量超过400万，远超21世纪初的水平。新南威尔士州枪支登记数据显示，仅悉尼就有70多人持有的枪支数量超过100支，其中一人拥有高达385支枪支，且并非用于收藏或分销。

此外，枪支被盗也是一大问题。澳大利亚枪支管制组织获得的数据显示，澳大利亚过去枪支失窃数量几乎翻番，大多数枪支在私人住宅或农场被盗，且往往无法追回。许多枪支最终流入黑市，落入犯罪分子之手。

陈弘认为，此次枪击事件的枪手合法持有6把枪，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暴露出澳大利亚枪支管控体系的结构性短板。澳大利亚虽在西方国家中有较为严格的控枪法律，但现行资格审查仅属一次性许可，与持枪者长期心理状态、意识形态及行为激进化的动态风险之间存在脱节。鉴于枪支的巨大杀伤力，应该对持枪者进行持续动态评估。

陈弘进一步指出，这起事件暴露出澳大利亚社会长期忽视合法持枪数量的上限问题，监管部门缺乏从枪支数量、用途到风险的综合判断机制。此外，澳大利亚社会在枪支许可体系与反恐、反极端化情报系统之间的联动也存在不足。“澳大利亚的枪支问题，并非美国式的枪支泛滥，而在于其制度过度依赖申请时的表格合规，低估了极端化进程的现实风险。”

12月15日，阿尔巴尼斯发表声明称，澳各州、领地领导人已同意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理法律，内容包括加快建立国家枪械登记系统、允许额外的刑事情报作为审核枪支许可的基础、限制个人持有枪支的数量、持有澳大利亚公民身份作为获得枪支许可证的必要条件等。　　　　

　　多重因素致使矛盾激化

专家称，邦迪滩枪击事件更加符合意识形态驱动的本土激进化的恐怖袭击特征，巴以冲突确实是加速激进化的重要外部刺激因素之一

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大规模冲突爆发后，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展开军事行动并实施封锁政策，致使加沙地带陷入严重人道主义危机，进而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大规模反以抗议浪潮。

陈弘向南都记者分析，从目前公开披露的信息综合判断，邦迪滩枪击事件更加符合意识形态驱动的本土激进化的恐怖袭击特征，而并非由中东地区的恐怖组织远程策划所引发。尽管巴以冲突并非此次事件的直接导火索，但它确实是加速激进化的重要外部刺激因素之一。

陈弘强调，恐怖主义行径必须予以强烈谴责。然而，与此同时，澳大利亚政府长期追随美国，在巴以问题上单方面偏袒以色列的外交政策，对包括此次事件在内的多次安全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联合国投票及外交表态中，澳方多次对批评以色列的决议持保留或反对立场，与其他西方国家有明显差异。在舆论叙事上，澳大利亚反复强调以色列的自卫权，而对巴勒斯坦平民的人道处境表述模糊。在战略层面，其中东政策被纳入美澳同盟与价值观外交整体框架，并非独立议题。”陈弘认为，澳大利亚的立场因此被极端势力视为西方阵营的代表，构成了其长期安全风险的背景之一。

“邦迪滩枪击案的嫌疑人背景是澳大利亚的外来移民，也从侧面反映出这类群体容易被极端组织利用，成为滋生本土恐怖主义的土壤。”舒梦则指出，移民身份认同困境是极端思想渗透的主要窗口。

在她看来，澳大利亚虽推行多元文化政策，但白人群体主导的社会文化根基深厚，当地部分群体对一些移民群体存在先天的排斥感。在此情形下，很多移民既难以真正融入主流社会，又与原籍国的文化逐渐疏离，而恐怖组织恰好可以利用这一点，为那些身份迷茫者营造出一种虚假的归属感。

舒梦进一步指出，社会融入的失败将直接促使部分移民走向极端化。不少移民在就业和日常生活中会遭遇隐形壁垒，再加上语言不通、文化差异等问题，他们较难获得公平的发展机遇，内心的挫败感不断积累。恐怖组织会趁机通过网络向这些陷入困境的人灌输极端思想，把他们的失败归咎于澳大利亚的社会制度。

“当这类移民社群与主流社会之间的摩擦日益增多，极端言论和意识形态在小圈子内就更容易传播蔓延，最终致使部分成员被裹挟着走向极端化。”舒梦说道。

采写:南都记者 杨苓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