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一位穷苦船员，因闹肚子下船方便，没想到却走上了人生巅峰

那天午后，厦门港口闷热得厉害。

船上刚卸完一批茶砖，甲板上都是潮气和汗味。

张拙蹲在码头后面的一片荒草地里，肚子实在撑不住了。

说起来，他也算是老水手了，这种小毛病不稀奇，可谁想到，就在这片连巡逻兵都不愿多走一步的地方，他看见了一个布包。

包不是普通的，油布缠得紧紧的，绳结打得规整，埋了一半在土里，像是有人临时藏起来的。

他拿出来一看，里面是几件衣服、两袋东西——一袋银子，一袋珍珠。

分量不轻，银锭上还有打税印的标记。

这不是小数目。

那年月，漳州一整条街的铺子，也许都没有这个值钱。

他愣住了。

脸上的汗还在流，心跳却比刚才卸货还快。

他没走，也没回船。

他就坐在那儿，抱着包，盯着港口入口，一动不动。

那时候是康熙二十三年，海禁刚刚解除一年。

整个福建沿海，才刚从三藩之乱里缓过神来。

兵祸走了，饿殍还在。

前几年，张拙差点死在澎湖海面，被巡逻兵误当成走私贩，那次回来后他发过誓，以后只跑合法的船。

可合法的船，也不容易混。

他不识字，不会看航图，就靠一副拼命干活的身板，跟着货船跑厦门、广州、舟山三地。

卸货、打水、拴缆绳，什么脏活累活都干。

为的就是混口稳定饭吃。

这布包对他来说，简直就是天上掉下来的翻身账本。

可是他没动。

他等。

大约一个时辰后，一个中年人带着两个随从急匆匆地奔进草地，衣服都被汗湿透了。

那人一看到张拙手里的包，眼神一下变了，像是看见了命。

“这位兄台，可曾见一布包……”话没说完，他已经看见银锭的印记了。

张拙没说话，只是把包打开，让他自己看。

那人一件件点，连银锭上的花纹都能背出来。

张拙才点头，把包递过去。

谁都没多话。

那人抱着包，手都在抖。

回到船上，船老大还以为他掉水里了。

他只说肚子不舒服，耽搁了一下。

第二天，船照常启航，往广州去。

三天后，那位中年人带着几个官吏上了船，带了衙门的印信。

原来是漳州一位做茶砖买卖的商人，那批货是他从泉州运来的，在厦门卸货时不慎遗落。

打听了半城，最后才找到这条船。

当着众人面，他拿出一半的银子要送给张拙。

张拙当场就推，说：“不是我的，也不敢收。”

那人脸一沉，说得很硬，“若不收，便不走。”

张拙愣了几秒，没再推。

银子收下了。

这是他人生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积蓄。

可事没完。

船回到舟山，又卸了一批货。

天快黑的时候，一个穿着像商人的人上了船，自称是那天布包的主人。“兄弟，我是来取我的东西的。”他说得很自然，口音也对。

张拙看了他一眼，没急着动。

他问：“包里装的什么？”

那人愣了下，说：“几袋茶样，还有点细货。”

张拙脸一下冷了。

他把人拉进舱房，叫来巡逻兵。

那人当场露馅，原是听了港口的风声，想来碰碰运气，结果被抓了个现行。

船老大看着张拙，没说什么，只说了一句：“你能活得干净，不容易。”

张拙把那一半银子存在当铺里，按月取用。

没急着花，也没急着炫耀。

还是照常干活、跑船、吃粗饭。

只不过他开始留心了：哪个码头装货快，哪家商人讲信用，哪些货压舱不容易坏。

他也学会了记账，虽然不识字，但让人帮着画符号、做记号，慢慢也能看懂。

1685年，他第一次没跟船出海。

留在厦门口岸，租了间旧铺子，做起茶叶中转。

他不制茶，也不炒货，只帮人暂存和转运，按月结算，不赊账，不压价。

那会儿，厦门的茶砖出口开始涨。

闽海关新增税点，茶叶、瓷器的生意都活络了。

张拙的铺子也跟着忙起来。

半年后，他又租了一间铺子，卖景德镇运来的陶瓷。

他从不压货，也不拖账。

哪怕是对熟人，也是货到付款。

别人觉得他太“死板”，可商人喜欢跟他打交道。

因为这年头，讲规矩的太少了。

1689年，查税查得紧。

他跟几位商人合资，在码头设了个“货物公所”，帮人代办税单、登记、存货。

这其实就是最早的码头物流所。

那时候，他已经不是船上的杂工了。

1690年，他在漳州、厦门有了三处宅子、两间仓库、四家铺子。

乡里人不再叫他“张拙”，都改口叫他“张员外”。

可他从没忘记那年夏天，在草丛里坐了一个时辰的自己。

后来，有人请他合伙做走私，他拒绝了，只说了一句：“我命是正路给的，不能让歪路吞了。”

清末有人写《闽商笔记》，提到这事儿时只写了一句：“漳州张员外，拾遗不昧，致富乡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