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四川挖出了一具女尸，鉴定后确定她是中央一直在找的人

1975年春末，歌乐山金刚坡一带正在平整梯田。铁锹刚触到半湿黄土，鏗然一声，露出一副锈迹斑斑的手铐。随行的社员心里一咯噔，继续小心刨开十几厘米的表土，半具保存完好的女尸显现出来。不到一小时，公社、县里、省里一路上报，工地被封锁，刑侦、军代表、党史研究人员纷至沓来。谁也没料到，这具女尸牵出了二十多年前的一桩迷案，更牵出了重庆地下党英烈杨汉秀的全部生平。

法医鉴定先行：死者约三十多岁，勒痕明显，关节僵直却没有骨折，显然死前饱受捆缚但未遭大规模肢体酷刑。最醒目的证据是手铐——警方档案库只有军统特制的那一批钢铸样式。现场还找到一小片绸布残片，上面绣着“铭”字。与此同时，市公安局调出1949年失踪名单，名字很快锁定：杨汉秀，字吴铭。

讲到杨汉秀，就绕不开一个熟悉的川军名字——杨森。1920年代，杨森在川东盘踞，夜夜笙歌。杨森的二弟也是富甲一方的大地主，他膝下的女儿便是1912年出生的杨汉秀。家族显赫，本应锦衣玉食，但杨家小小姐从小就与图书、报纸为伍，对佣人从不派头，邻里都说“小汉秀一点不像地主娃娃”。14岁那年，她在成都初次见到从欧洲战场归来的朱德。朱德讲“穷人要翻身”的道理，少女听得目不转睛，自此埋下革命火种。

内心的火星并未因家庭阻挠而熄灭。抗战爆发前夕，杨家给她定了一门门当户对的亲事，她却当众退婚，转而和贫寒的小学教员赵致和自由结合，引起川东坊间一阵哄动。“杨家小姐疯了”的风言风语充斥茶馆，她却泰然处之。更出格的是，1937年丈夫因病去世，她安顿幼子后，独自踏上通往陕北的漫长驿道。九个半月，双脚磨出血泡，进延安的那天，她被警卫误认作逃荒妇女，直到朱德惊喜地喊出她的小名，“秀娃，你真来了”。

在延安，她改名吴铭，寓意“铭心革命”。训练、纺线、写报道，任务一样不落。组织担心她的出身影响安全，一直未批入党。她平静答道：“什么时候组织考验够了，什么时候再谈证书吧。”1942年春，她终于拿到党证，小小纸片轻轻一叠，却比杨家万贯家财更沉。

抗战胜利后，中央决定利用她与地方军政上层的特殊关系，回川做统战策反。1946年初，她随周恩来飞抵重庆，短暂停留红岩后潜回渠县，以变卖田产所得建立秘密交通站。谍报嗅觉灵敏的军统很快盯上她，1947年5月首次逮捕。严刑拷打面前，她沉默以对。探监时，16岁的儿子红着眼圈，她低声嘱咐：“别怕，妈不后悔。”区区十一个字，后来成了儿子一生的座右铭。

几个月后，因为证据不足，她被“取保”放出。可自由不足百日，第二次逮捕旋即而来，这一次地点在臭名昭著的渣滓洞。狭小潮湿的女牢里，难友们饿得头晕眼花，她得到仍由杨森亲信黑市输送来的罐头、药品，总是分给大家。看守威胁她：“再闹，就让你二伯都保不住你。”她冷笑一句：“好，我等着。”

1949年4月，山城学潮风起云涌。杨森眼见大势已去，冒险把她“保外就医”，监视却一步也没松。她抓紧每一次与杨森碰面的机会劝其起义，“旧账一笔勾销，别再错下去”。杨森摇头：“共产党是不会留我的。”对话至此戛然而止，两人缘分走到尽头。紧接着的“九二”大火彻底撕开表面平静。火灾真相扑朔迷离，新闻铺天盖地。杨森企图甩锅，一纸密令落到特务手中，名字赫然写着杨汉秀。

9月17日深夜，军统汽车停在她借住的民房外围。邻居只听见细微争执声，然后就是发动机轰鸣。她被压在后座，麻绳紧勒，五分钟气息全无。尸体被塞进破麻袋，车子开到歌乐山偏僻山坳，匆匆掩埋。报纸讣告一句未提，她就此在人间蒸发。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多次发电台打听“吴铭”下落。解放军接管渣滓洞时只找到她曾用过的工作证件，再无其他线索。几十年过去，档案尘封。直到1975年那把锈手铐重见天日，谜团才被重新打开。公安系统把残存的老军统文件、在押特务供词、手铐编号一一对照，遗骸DNA与她健在的后人血样吻合，尘埃终于落定。

烈士遗骨于1976年春安葬在歌乐山烈士陵园，碑文只有十个字：杨汉秀，革命烈士，1912—1949。川东乡亲自发送行队伍，山路蜿蜒数里。有人感慨：“曾经的小姐，最终还是把命还给了百姓。”遗憾的是，她来不及看到故乡解放，也未能亲眼见证杨森晚年在台湾的悔恨独白。

今天留下的档案页数并不多，可供研究者追问的细节也有限。然而从少女听朱老总讲北伐，到烈士仗义分罐头，再到山间无名墓穴，诸多片段拼凑出的形象依旧鲜活——一位自觉摆脱家族枷锁、始终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的女性共产党员。她用短暂三十七年完成了蜕变，也用最后一次沉默守住了同志与情报。歌乐山的风吹过，林间鸟声里，仿佛还能听到她在对难友说：“只要信念在，痛苦总会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