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中举天下知：穷秀才段光清的乡试之路

道光十二年八月，江南的秋老虎把石板路晒得发烫。三十多岁的段光清揣着半袋发馊的麦饼，跟在几个同乡秀才身后往江南贡院赶 ——这是他第三次冲乡试。

口袋里那 12 千制钱，是掏空教书种田的积蓄、卖了半亩薄田、又借遍三族亲友才凑齐的。折成白银刚过十两（约合现在1万元），却是他叩开功名门的全部赌注。

《清稗类钞》里说 “秀才免丁役而无实利”，段光清的日子就是这话的活注脚。他在余姚乡下教馆，一年俸银才八两，母亲肺疾常年要药钱，所以闲时还要种地赚钱；家里还有几个孩子，日子实在困窘，老婆石氏不得已偷偷去当了陪嫁银簪，当铺老板当时捏着掂量半天，只肯给三钱。

他知道这事后，攥着那三钱银子，指节都泛白 —— 作为一个男人，连家人的温饱都保证不了，连母亲的药钱都要靠典当妻子嫁妆来凑，所谓的 “秀才” 身份顶不了半粒米，这脸面、这尊严，早被穷日子碾得稀碎。

还是得考啊，这是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

可穷人考科举，难就难在钱上 ——清朝科举本就对穷人极不友好。别的不提，单是盘费就压垮了不少人。他拼尽全力才凑够十两，同行的贫生更是典了祖传铜砚才凑齐路费；

可富户们，如同科的江南士绅冯桂芬，《显志堂稿》里明明白白写着 “束装五十金” 赴考，还带书童随身伺候，住贡院旁雅间，顿顿有荤有素，连笔墨都是苏州 “三吴堂” 的定制款。

对富户来说，科举是投资；对段光清这样的人，是押上全家活路的赌博。

而且这 “秀才” 身份没带来体面，反倒成了商家宰客的由头。到采石矶渡口，船家扫一眼他们洗得发白的青衿，嗓门立马提起来：“秀才过河，加半钱。” 其实哪有什么规矩，就是吃准了读书人要脸，不肯当众闹僵。

卖田的事，他瞒了石氏三天。直到出发前一晚，石氏往他行囊里塞了包炒麦，指尖的薄茧蹭过他袖口，轻声说：“半亩田的事我知道了，娘的药我想办法，你安心考。” 他这才明白，那些天她为何总是早出晚归 —— 指头上是洗不掉的菜泥和针尖反复扎出的疤，一层叠着一层。

段光清摸着那包还温乎的炒麦，想起前不久，她为给婆婆凑药钱当掉银簪，还骗他说 “不小心丢了”，脚步一下子沉得像灌了铅。他这趟去考，不是为自己求功名，是扛着一家人的饭碗。

清廷乡试定在八月初九、十二、十五开考，考生得提前三天入场 “认号”。上次就有个秀才晚到半步，被差役拦在贡院外，当场哭瘫 —— 三年一次的机会，就这么没了。

段光清不敢赌，提前七天就动身。和同伴一起从余姚步行上路，才三天，青衿就被汗浸透，行囊里的麦饼捂得发馊，只能就着渡口的冷水啃，一路上的辛苦，不难想象。

到达考场不是苦难的结束，而是开始。考场的规矩极为苛刻。康熙五十三年就定了：“考生穿拆缝衣服、单层鞋袜，食物切开查，笔管镂空，砚台不许过厚”（《钦定大清会典事例》）。

段光清亲眼见个贵州秀才，砚台夹层藏小抄被搜出来，差役揪着他衣领往外拖，那人哭着喊 “我家三代就我一个秀才”，嗓子都哑了。后来他才知人家为凑路费，在山里挖了两个月草药，偏偏栽在最后一步 —— 底层人的机会，脆得像晒裂的薄纸。

他没钱也没关系，分到的号舍挨着厕所。八月的暑气一蒸，粪臭味往鼻子里钻，夜里蚊子成团，他只能把姜片塞鼻孔里，硬撑着答题。

三场考试，每场三天，吃喝拉撒睡全在那 “高六尺、宽三尺、深四尺” 的小格子里，有人中暑晕倒，有人被蚊子咬得浑身溃烂（《公车见闻录》里全是这类苦事）。

段光清犹豫了一整夜 —— 他那备用笔砚，是教书攒半年钱买的，磨得光光滑滑。可想着那人绝望的样子，还是送了过去。对方当场磕头，说 “考后必还”。

放榜后这人没中，却真找到他的客栈归还，还揣着两斤蜜饯非要塞给他（《镜湖自撰年谱》里记着这桩小事）。

可这份热乎气下，是真刀真枪的竞争：住店时抢靠近油灯的位置，闲聊时故意说丧气话影响他人，放榜前互相探口风 —— 段光清乡试时，全国每科所取举人仅一千四百名左右，而竞争最激烈的江南地区，名额常不过一百三十席，这意味着每百余名秀才中才能有一人脱颖而出（《清代科举统计》）

放榜那天，段光清躲在客栈里不敢去。前两次落榜的滋味还在舌尖，又苦又涩。同乡跑回来喊 “没中” 时，他没哭，只是默默收拾行李，把剩下的麦饼仔细收进包袱 —— 这是返程的干粮，顿顿都得省着吃。他只说了句：“明年再来。”

落榜四次不回头？不是不回，而是底层人，从没有退路可选。隔壁村的老秀才，考到五十岁，田卖光了，老婆跑了，最后冻饿死在破庙里；以前教馆的同事，改去学木匠，虽说累，却能让家人吃饱饭。可他不能退，母亲的药钱、孩子的口粮、石氏的辛劳，全挂在他这杆笔上。退一步，全家就可能挨饿。

直到道光十五年，37 岁的他第五次走出考场，捷报终于传到余姚乡下。那天他正在地里帮人割稻，裤脚沾着泥，手里的镰刀 “啪” 一声掉在地上。他愣了半天，不是高兴傻了，是不敢信 —— 十八年苦熬，总算不用让妻子下地，不用看当铺老板的脸色，也总算能让孩子们吃上肉了。

《镜湖自撰年谱》里就写了句 “乙未恩科，中第三十名”，没有狂喜，只补了一句 “十八年苦熬，终得解脱”。这六个字，比任何欢呼都实在，道尽了底层读书人的辛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