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表姐阿喜，被“葬”在千禧年的夏天 | 人间

她们最终为了生活、为了孩子，活成了同一尊沉默的、受难的、无法抗争的母像。

配图 | 《喜宴》剧照

2016年春天，我接到一条众筹信息：阿喜得了乳腺癌，急需筹钱治病。

我立刻打电话给远在老家的家人，嘱托他们赶紧送些钱和营养品过去。随后，我把链接转发到朋友圈，并写道：“这是我最好的朋友，也是我的亲戚，情况千真万确，恳请大家帮帮她。”

阿喜是我的表姐，是我年少时青春里的华彩，也是我16岁后不敢再触碰的回忆。

高原地区的孩子，脸颊总烙着两团高原红，阿喜却是例外。她唇红齿白，肤光胜雪，好似一个瓷娃娃，眼睛一眨，仿佛会说话，一笑起来，两个小酒窝就嵌在圆圆的脸蛋上，让人忍不住多看几眼。

阿喜家一共有三个孩子，上面一个哥哥，下面一个弟弟。作为中间唯一的女儿，她从小就是家里的掌上明珠，我大姑妈和大姑爹都特别疼爱她。按理说，家里也不指望阿喜干活，但是阿喜从小就喜欢跟在姑妈旁边，帮着干这干那，不怕苦不怕累，慢慢长大，在农村干活也成了一把好手。

1996年，我还在读小学时，16岁的阿喜已经去读中专了。在当时，只有成绩顶尖的学生，才能在初中毕业后考入中专电力学校，这在阿喜的小村庄，还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当然，村子里的人不仅羡慕她，还羡慕她家。她家在村子里，是第一家有了电视的，又是第一家有了摩托的，再加上有这么一个能干乖巧，学习成绩还好的女儿，真是羡煞旁人。

读中专后的每个暑假，阿喜总会来我家住下，我父母都很欢迎她。她从小就和我父母很亲近，每次假期回家，总是先到县城我家。不仅帮我母亲做家务，还给我辅导作业，带着我一起去挣外快。

那时，我们总是会去清理松茸，工钱按照清理的筐数计算，每筐大约两块五到四元不等。不过，因为是孩子，我们总要央求我母亲，找相熟的松茸加工厂收留我们。

清理松茸在一个巨大的车间里，车间空荡荡的，只有水泥地和铁皮顶棚。

每天干活的有七八十个清理工，我们混迹其中。车间没有固定的“工位”，全靠先到先得。只需自己先找一块相对满意的地方，大概一平米，然后拿出准备好的小凳子，或是保温杯这样的私人物品，算是把这块“小天地”占了。

一开始，我们总要早早过去，否则很难占到好位置，会被挤到犄角旮旯，很难舒服地坐下来清理，后来，阿喜她嘴甜又勤快，笑盈盈地和周围的叔叔阿姨聊家常，还帮着他们一起端筐，她和周围的叔叔阿姨们混熟了，每天叔叔阿姨们会帮我们占位置，我们两个就不需要太早过去了。

早上九点左右，东风车会停在车间外，车上放着头晚上收到的松茸，大家自行去车上搬筐，搬多少就清理多少。这时候，大家都组成小团队，有人上车拿筐，有人在车下接筐，还有人在途中反复运筐，确保自己小团队的成员，能拿到最多的筐数。

那时候，我十一岁，没有力气端筐，只能守在我们的小天地，帮着大家数筐。而阿喜就“神通广大”了，她笑盈盈地把叔叔阿姨们组织起来，仿佛不是在运松茸，而是在指挥一场柔道团体赛。她主动承担最累的运筐环节，一边奔跑，一边大声报着数。她的声音里总带着笑意，在熙熙攘攘的搬筐大军中，很有辨识度，我们都听她的。

有时候，我们的筐数不够平分，总是多一筐，或者少一筐的，多的时候，阿喜就把多余的推到别人的眼前，大方地说，今天多一筐，给王大妈，下回再多一筐的时候，给李大妈。大家赶紧开始干吧！而少一筐的时候，她就会说，少的那筐算我的，我今天清闲一点啦！

清理松茸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但是有了阿喜，我只觉得很喜悦。好像凡事到了她那里，都不是烦恼，笑着笑着，两个小酒窝就把烦恼消散了，只剩下愉快的感受。

松茸刚从筐里拿出来的时候，不能沾水，我们要用一把刮刀小心地将表皮上的泥或者瑕疵刮下来，但是又不能太使劲，如果太使劲，松茸肉就会刮掉，那最后收筐检查，负责检查的人员就会骂一两句。

大家都讨厌检查人员骂人，说有时候骂得太难听，但阿喜却有她的理解，她说，松茸也是老板千辛万苦收购过来的，如果我们刮掉很多可以食用的松茸肉，老板不就白白辛苦了吗？所以我们互相理解就好，大家刮的时候小心一些就好。

阿喜自小在家里干家务，在农村干活也是一把好手，她刮出来的松茸非常漂亮，既把泥土和瑕疵刮得很干净，又最大限度保持了松茸的完整性，而我不行，我这个小县城长大的孩子，显得很笨拙，每次用力，要不就是轻了，没刮下来，要不就是重了，把松茸削去了一小半。每每这时，阿喜都把次品放入自己那筐，然后停下来，一步步教我怎么刮，教我怎么拿刮片，从哪个方向，怎么拿松茸等等，直至我又完整地刮好一个，她才放心，又去刮她的那筐。

她像个“大人”，一个可靠又温暖的大人。

清理松茸的第一天，我们刮了三筐，我一筐，阿喜两筐，领到了11元的工资。到后来，我们慢慢熟悉了，清理的松茸也多了起来，遇上老板收的松茸特别多的时候，阿喜一天可以刮9筐，而我也可以刮6筐了。

我们两个工资不用交给家里补贴家用，挣来的钱，都归我们两个使用。阿喜做主，工资都由我们两个平分，于是每天清理结束，我们就相约去打电子游戏。

那时候，我家门口有一家小卖部，小卖部门口摆着两台电子游戏机，里面有拳王、超级玛丽、麻将等。阿喜说，我们玩超级玛丽和麻将吧，拳王不行，打起来还没有我们练柔道的厉害呢。

我听阿喜的。我们不单独玩，总是阿喜玩一局，我玩一局。阿喜玩的时候，我就站在旁边加油助威，我玩的时候，阿喜就在旁边捶胸顿足。我们赢了的时候，开心得不得了，两个人总是拉着手蹦蹦跳跳，我们输了的时候，阿喜也不恼，她就说开心就好了，下一回准赢！

就这样，我们把挣来的钱买很多游戏币，全部奉献给游戏机。等到结束，阿喜会变魔术般，从兜里再掏出一毛钱或者两毛钱买冰棒吃，我们有时候输到只能买一根冰棒，两个人你一口我一口，吃着回家了。

等到松茸旺季过去，我们还没有开学的时候，我们两个就会在家里找乐子。我最喜欢听阿喜说起她在学校的趣事。

她是我们省级柔道队52公斤级季军，这个纪录保持了三年。在那时的我看来，那是莫大的荣誉，只有超级厉害的人才能有此殊荣，由此，阿喜在我心中，不再是单纯的玩伴，而是我很崇拜的人。

她经常和我说起如何训练，如何比赛的事情。每天基础训练，跑步十公里，为了获得52公斤级比赛资格，教练需要她们边减肥边训练，跑步的时候，都是教练骑着自行车在旁边跟着，防止她们偷懒。

每每说到这个时候，阿喜总是凑上前，在我耳边小声和我说，但是教练不知道，每次跑步，到了一个拐弯处，我们就拼命往前跑，趁着教练在后面还没有追上来，我们就跑到旁边小卖部，买好零食，藏在衣服里，继续跑。等到跑步结束，就偷偷拿出来吃。

阿喜说到这里，就会大笑起来，然后眼睛看向天空，仿佛在回忆零食的美味，又好像为了自己的聪明得意扬扬。

她还会给我看她身上的淤青，说柔道胜负的关键是将对手放倒在地，或者将对手锁住不能动弹，然后给我演示柔道的攻防技巧，当我好奇地问她一些柔道问题时，她会很认真地回答我，而且还会告诉我，理论上是这么教的，实践中，她有了自己的理解，还和我说起，她和她的教练在每次比赛后，都会进行激烈的复盘，每个动作，对手情况还有自己的感受，而这些，她觉得非常珍贵，因为这些总结会让她赢得下一次比赛。

每次她讲完，我都希望她能够演示一下双方互打的情景，于是我说，你和我试试？你在我身上试试吧，没关系的，你试试，让我看看是怎么样的。然而，无论我怎么恳求，她总是柔声说：怎么行呢？摔坏了怎么办？

所以，我终究没能见识过赛场上那个被我无限想象的、威风凛凛的柔道手阿喜。我关于她全部力量的记忆，都停留在那个夏天，她在松茸车间里奔跑呼喊，以及把我刮坏的次品默默揽进自己筐里的样子。

阿喜毕业后，被分配到县城的电力系统工作。在当时，那是人人羡慕的“金饭碗”，全家都引以为傲。

我眼巴巴等着她上班，期待着她上班后经常来我家玩，我们一起过周末。结果左等右等，也没等到她上班。

听我母亲说，她恋爱了，爱上了邻村一个小伙子，就跟着小伙子回家，也没去报到，也没上班了，生生把那个“金饭碗”给扔了。为了这件事情，她的父母，也就是我的大姑妈和大姑爹在床上整整躺了两个星期，被她气的。

千禧年的夏天，格外炎热，可阿喜新婚那天，我却在大姑妈家的堂屋里，感到一种彻骨的寒意。堂屋里，大姑妈、大姑爹两人木然端坐在木凳上。家里的装修和家具，都是全新的，他们却在默默流泪。

女儿出嫁，父母伤心哭泣是常有的，但是想到女儿嫁对了人，很多父母还是笑中带泪。然而，他们没有笑意，丝毫没有，堂屋里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走动，再加上没有开灯，我跟着父母进堂屋后，感觉喘不过气来，父母留下陪着他们，我赶紧跑到后院。

院坝里，摆满了糖品果点、鸡鱼猪虾、衣帽鞋袜、四季红被、金银首饰、现金银行卡……待到大家扛着嫁妆走出家门的时候，我粗略一数，有二十人之多。

这时候，我才看到阿喜从二楼喜房慢慢走出来。她的眼睛仿佛含着春水，清波流转；朱唇微启，梨涡浅现；冰肌玉骨透微红，凤冠霞帔配美人，再加上她的腮边发丝正在随风轻拂，更增添了一丝风情。

她从二楼下来，看到了我，径直走向我，我赶紧迎上去，内心满是激动和赞美之词，她却突然蹙着眉头，抱着我，在我耳边轻轻说，赶紧扶我到厕所。

我赶紧扶着她到厕所，她就开始作呕，开始吐，反复折腾了一会儿，她颓然坐在马桶上，气若游丝地说了一句：我怀孕了。

我站也不是，走也不是，手都不知道往哪里放，我局促不安，甚至都不敢看她。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听见自己说，没关系的，姐夫肯定很爱你，你们相爱，结婚了会越来越好。

她抬起头，看着我，感觉很沮丧，但又无力地笑了。

这时，门口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紧跟着响起了一个声音：“怎么了，赶紧出来，人都等着了。”

阿喜慌忙地站起来，我赶紧给她整理了一下衣裙和头发，顺便拿出唇膏给她重新涂上。我们走了出去。

站在门口的那个男人，胸前赫然挂着红花，红条上写着：新郎。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阿喜的丈夫。他眉头紧皱，很不耐烦地再次催促：“赶紧走了，你快一点。”

他伸手拉阿喜，我看到他长长的指甲，感觉后脊背发凉，赶紧走到一边。

阿喜跟着他走了，而我站在他们身后，只看见那个新郎长发飘飘，一根黑色发带系在头发上。他们两个一黑一红，就这样向堂屋门口走去。

姑妈和姑爹从堂屋走出来，阿喜和她的丈夫跪在门口，阿喜抬头看到父母，瞬间大哭起来，这时候，爆竹声也响起来，我突然想到那个在松茸市场奔跑的阿喜，泪水也止不住流下来了。

阿喜就这样出嫁了，在我16岁那年。

周围的人都说，怀孕了，赶紧出嫁也好。

再见到阿喜，是2001年的大年初六，每年的那天，我们所有亲戚朋友都会欢聚一堂。

阿喜是和她丈夫一起来的。我远远地看着他们从大门走进来。

阿喜穿着一条蓝色的、洗得发白的背带裤，明显胖了，肚子挺着，行动已经很不方便了。她丈夫依然长发飘飘，不过这次没皱眉，而是笑着和周围的人打招呼，他的脸长长的，一对小眼睛镶嵌在脸上，嘴巴又特别大，好像想要去占据半个脸，鼻子怯怯地，踮着脚站立在脸上，这不是一张长得帅气的脸。

我总觉得这个人配不上阿喜，也不知道阿喜喜欢他什么，又害怕自己的神态表露出这个意思，被阿喜看穿。我看他们走近了，赶紧别过脸，装作没看到。

阿喜没和我说话，她走进厨房，和里面的长辈们聊起来，我侧耳听着，她聊着邻里八卦，说着家长里短，声音再也没有当年的辨识度了。

而她的丈夫，则顺势坐在麻将桌边，除了吃饭，没起来过。

家里的长辈见了，背地里聊起来，有人说，阿喜真倒霉，这个男人根本不是过日子的，全家就靠公公那点退休金。又有人说，阿喜后悔得很，但是不敢回家，经常跑到我家哭。

我听了有些害怕，和我母亲说起来。我母亲说，自己选的路，我们无能为力啊！当初全家反对，你爸爸更是住在她家，磨破嘴皮，无奈她就像魔怔了一样。唉……

聚会到深夜，阿喜还没有走，她坐在堂屋门口，等着堂屋里还在打麻将的丈夫，我看没人和她说话，就凑了上去。

“阿姐，你都好的吧？”

她挤出一丝笑容，说：“还好。”

“把身体照顾好最重要，宝宝最可爱了，等你当了妈妈，我来帮你带孩子。”

她没说话，望着我，眼里慢慢溢出泪来，我赶忙挪了过去，紧紧靠着她，她顺势把头靠在我的肩上，生怕别人听见似的，悄悄地在我耳边说：“你是不知道，结婚前这个人好得很，我说什么都听我的，很宠爱我，而且还很勤快，我就想，哪怕一无所有，也要和他在一起，只要我们共同努力，什么都会有。没想到结婚后，我才发现了他的真面目，他会吸毒，而且还很懒，每天不是找地方赌博就是找地方吸毒。”

“那你赶紧离婚啊，可以离婚的，我觉得应该离婚。”我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一直不断重复，只觉得想让阿喜赶紧逃离这个人。

“不容易啊，我爹妈不原谅我，我没地方去，我后悔得很，但是又不忍心看到公公婆婆太伤心，我的公公婆婆对我很好，况且我现在要生孩子了。”

她默默流着眼泪，我们两个谁都不说话，突然，她像下了某个决心，飞快起身，拖着沉重的身体，走到麻将桌旁，和她丈夫说：“回家了，我累了。”

她丈夫抬起头来，眼里的凶光像淬了毒的钉子，恶狠狠地说：“再等等，这把打完再说。”

阿喜没有再催。她那只原本扶在丈夫椅背上的手，慢慢地收了回来，转而紧紧地、保护性地捂住了自己隆起的肚子。我又一次别开了脸，不敢再看。

2002年和2003年的大年初六，阿喜没有参加家族的聚餐，因而我再见到她，已是2004年的大年初六了。

那年村里办篮球赛，闲暇的人都挤在场边。我已是大三的学生，不好意思再去挤，便独自站在球场外围的黄土墙角，踮脚看着。

这时，我看见一个人挨着墙边慢慢挪过来。她身上一件衬衣空荡荡的，完全撑不起来，头发披散着遮住了脸，双手不停地搓着衣角，整个人怯生生的。

她挪到我旁边，轻声问：“你回来了？”

村里人都热情，我以为是哪位邻居，赶忙笑着说：“是的，我回来了，您去家里坐坐？”

她不再吭声，慢慢从我身边走过，一拐，径直钻进了旁边的巷子。

日头越来越高，越来越毒。我赶紧回家喝茶吃甜点，嘴里塞满了小姑精心准备的鸡蛋糕。

这时，小姑和我说：“刚才阿喜来过了。”

“在哪里？我怎么没见呢？”

“阿喜都说见到你了，和你说话了。”

难道就是刚才那个人？那怎么可能是我的阿喜姐姐。我有点后悔，后悔自己刚才没有好好看看，我赶紧站起来，说：“阿喜姐姐呢？我和她聊天去。”

“早走啦，要赶回去做午饭。现在她家全靠她一个人张罗，婆婆病倒了，没人干活。”

“这么快就走了？那她现在很辛苦吧？”

“怎么不苦？又怀了老二，老大才三岁多。带孩子、伺候病婆婆、张罗田地，一天忙到黑，活儿哪有个干完的时候？”

我坐下来继续吃糕点，心里很惆怅，糕点变得不好吃了。

“阿喜让我转告你，如果有旧的衣服鞋子，别扔，给她留着，她可以自己穿，也可以改了给孩子穿。她没好意思和你说，让我和你说说。”

我没说话，鼻子阵阵发酸。

我的阿喜姐姐啊，你怎么就变成了这样？你从前是一个多么爱美的姑娘，教我打扮教我玩耍，如今，你竟然都没法为自己添置一件新衣吗？

从老家回去，我和父母赶紧购置了一些衣帽鞋袜，再把家里可穿可用的衣服、鞋子、被子，甚至还有几件家具，都托人带到她家去。

她没给我们打电话，只是托人传话，说：谢谢。

后来的六年，我没再回过老家，我结婚生子，天天感觉自己忙得晕头转向，不敢停下脚步。

我真切地意识到，长大带给我们的并不总是美好快乐，我们开始只能看顾好自己，无暇顾及别人的生活。当我忙了一天躺在床上，只有偶尔的一瞬间会留恋曾经年少的美好，更多的时候，我总在盘算，明天甚至更久，上有老下有小，我该做什么。

2010年国庆节，我母亲要回老家走亲访友，让我和她同去。

回到老家，我母亲听说阿喜的婆婆生病得很厉害，让我赶紧准备了茶点、水果和玩具，还带着一些钱，我们一起去阿喜家，探望她婆婆。其实我知道，我母亲已经有几年没听到阿喜的消息，很想念阿喜。

那是我第一次去她家。

没有大门，只有几间土基房，我以为走错了地方，站在房外，我悄悄和母亲说：“不是说阿喜姐姐嫁过来的这个家庭，是村子里面最富裕的一家吗？”

我母亲低声和我说：“当初确实是，送亲的时候我也过来看过了。但是后来她老公吸毒、戒毒又复吸，一直没戒掉。她婆婆得了更年期综合征，加上确诊抑郁，时间长了已经不能劳动。她又生了两个孩子，一家人靠公公那点退休金，本来就艰难，她老公闲着没事又去赌博，输了房子。后来催债的人直接上门，逼迫他家搬到了现在这里，这还是村子里的好心人让住的，不然全家人无家可归了。”

我呆在原地，感觉我母亲说的这些话，就像在和我聊起某部电视剧的情节一样，离我很远，不像是真的，也不敢相信会发生在阿喜身上。

我母亲站在房外叫了一声，阿喜。

阿喜很快就出来，热情地招呼我们。她变了，身体臃肿，脸上都是晒斑，也有了高原红，没有变的，就是那对笑起来就有的梨涡。

走进她家厨房，一片漆黑。我定定地站在那里，直到我母亲拉我一下，说赶紧坐下。

好不容易看清了，环顾四周，确切地说，这不是一个家，这几乎是一间空房子。一个高柜子、一个三脚架搭出来的火炉，几张凳子，其余的都没有。

这时，阿喜打开了这个柜子，和我母亲说：“我婆婆生病，家里的东西都只能藏起来，不然全部摔坏了。你们别吓着。”

然后，她努努嘴，指向火炉上边的位置。

我这才看清楚，阿喜的婆婆坐在角落，地上铺着一块垫子，她正看着我们。

我母亲见状，赶紧张罗着，边帮着阿喜姐姐找柴生火，烧水泡茶和做饭，边和阿喜婆婆说话。

“亲家母，您身体还好吗？”

“亲家母，我是阿喜的大舅母，多少年没见了。”

不管母亲说了多少，那个婆婆都不说话。

后来就只剩下阿喜和我母亲拉家常的声音。

突然，那婆婆猛地站起来，从火炉里抽出一根燃着的柴火，就朝我们扔过来。还好我们正在洗菜，离火炉较远。只见阿喜一个箭步冲过去，死死攥住婆婆的手腕，厉声道：“见到什么扔什么，扔到人怎么办！走，跟我出去！”

只听见婆婆喃喃细语：“你是哪个？我不认识你。”

阿喜半扶半拖地把婆婆带了出去。

我和母亲面面相觑，母亲只是深深叹了一口气。

这时，阿喜又走进来，看见我母亲，边哭边说：“我家婆婆天天就是这样，也不见好。阿明（她老公）这次去戒毒所，也已经两个星期了。公公天天帮着照顾两个孩子，今早上带着去集市，摆摊卖苹果，那些苹果还是小姑给我的。”

我母亲拉着她的手，赶紧让我找纸巾，给她擦眼泪。

“大舅母，我有时候真的不想活了，就像昨天晚上，半夜睡得好好的，我婆婆拿着大棍子，直接照着床上打，差点打到我姑娘。半夜把全家叫起来，把所有的被子褥子，一并搬到厨房，浇水开始洗。我和公公按都按不住，最后没办法，把两个孩子送到小姑家住，婆婆折腾到天亮，所有被子和褥子都湿了。”

说到这里，她抱着我母亲号啕大哭。

哭了一会儿，母亲轻轻地问：“你现在让亲家母去哪里了？别摔着或者碰着才好。”

“她每天都要去村子里晃，有时候村子里面的人碰上，会给她吃午饭，有时候就没饭吃，她找不到回来的路，我要管田，还要管孩子，到晚上，我再去找她。”

“唉！没办法了，你也是太苦了。”我母亲说，手在阿喜的手背上无意识地摩挲着。

阿喜没再接话。她的目光越过我母亲的肩膀，空洞地望着门外那片亮得刺眼的空地。良久，她像是从牙缝里挤出一口气，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太累了。”

她抬起另一只粗糙的手，用手背飞快地抹了一下眼睛，然后像是下了某种决心，把散落在额前的一缕头发狠狠地别到耳后。这个动作让她看起来突然有了一丝昔日的利落。

“就是苦了两个孩子……”她喃喃道，目光收回来，落在我母亲脸上，那里面有一种近乎凶狠的坚决，“……不能再这样了。”

她又一次泣不成声。

经过这么一闹，我和母亲陪着阿喜坐了很久，午饭也没做出来，我们就离开了。

2016年9月，众筹发出几个月后，我得知阿喜到省城治疗。

父亲说，现在营养品已无大用，重要的是钱。我们备了些钱，一起去医院探望。

阿喜骨瘦如柴，躺在病床上，就像一个小孩子。她的两个女儿也在，她们很懂事，在旁边忙这忙那，没一刻闲下来。

我父亲轻轻责怪她：“为什么不喊哥哥弟弟过来照顾？”

她笑着说：“现在什么治疗都没意义了，就是疼，过来主要就是止疼。也不需要照顾什么。大家都很忙，长时间大家都受不了。”

我问：“阿姐，你这个病是怎么发现的呢？”

她说：“一开始有点不舒服，没在意，后来就是疼，我就吃止疼药，也没在意，但是慢慢的，止疼药也不管用了，我就趁着送孩子上学，上县城检查，一查就是乳腺癌晚期，已经扩散了。”

我母亲说：“没事的，这里医疗条件好，好好治疗，肯定会好起来的。”

我父亲说：“有钱吗？够用吗？”

她说：“够用的，众筹了三万多。我得了癌症以后，阿明（她老公）也不管，我治疗，不能管家里，他就要离婚，我也同意了，我们已经离婚了。我这种情况，两个孩子都给他。这次来省城，我就想着不疼的时候，最后带两个孩子逛逛。”

她说这些的时候，语气非常平静，好像在说别人的事情，和她不相干。

我站起身出门，赶紧把眼泪抹干净，我害怕她看见。

我听见母亲说：“有什么想吃的？我给你做。”

阿喜说：“以前最喜欢吃你做的饭，特别是那碗炒洋芋丝，我可以干掉两大碗饭。你还记得那年我上学，你让我带到学校的那几罐腌菜和辣子吗？我都舍不得分给我们同学，太好吃了。”

我又哭了，我不敢进去，我听她那么说的时候，我就想起以前和她一起玩的日子。

阿喜接着说：“大舅，你少抽点烟，少喝点酒，你是没见我疼起来的时候，还是照顾好自己身体重要。”

我母亲又说：“我明天给你做饭送过来，多吃才能赶紧恢复。”

阿喜说：“不用了，大舅母，我现在吃不下去了，一顿饭就吃一两小勺，现在两个孩子吃剩的，我都吃不完，不需要单独做什么给我吃了。”

我进去，看着阿喜的脸红扑扑的，和我父亲兴高采烈地说着以前的趣事，我觉得病情会峰回路转。

阿喜在省城期间，我父母每天都去看她，每天回来都唉声叹气，回来和我说，已经不行了。

因我整日里焦头烂额起早贪黑，我没有再见到她，但我始终相信病情会有转机。

2016年9月28日，阿喜死后的第三天，我得知了她的死讯。

父母说，之所以没告诉我，是因为阿喜临死前说，不需要告诉在外工作的兄弟姐妹，没必要让他们都来，大家都很忙。

我又听他们说，阿喜临死前，很想再见一见我父母，可惜她没等到我父母赶回去。那时，阿喜已回了老家，在自己家里，在自己父母和哥哥弟弟的陪伴下等待命运的审判。

我还听他们说，她在临死的前三天，特别想吃烧鸡。她家人给她买了烧鸡，饱饱地吃了一顿。

我真的不相信，阿喜就这样走了。我想，这都是听说的，我没经历，也没看到，所以，我可以选择不相信。我觉得只要我不相信，她就还活着。

多年之后，当我再次读余华的《活着》，读到家珍摸着有庆的头说“吃饭吧”时，我猝不及防地号啕大哭。我忽然明白了，当年在麻将桌旁，拖着沉重身体的阿喜，是一种什么样绝望的心情。

原来早在那个夜晚，我就已经见过活着的家珍了。她们从来不只是小说里的人物，她们是千千万万个在黄土墙角、在麻将桌边、在命运洪流里，用尽全身力气只是为了活下去的女人。她们最终为了生活、为了孩子，活成了同一尊沉默的、受难的、无法抗争的母像。

我静静地坐了许久。

本想唏嘘生命的无常，感叹人生的无奈，最后我却觉得：去世了，对她何尝不是一种解脱呢？

阿喜，出生寄予欣然欢喜之意，去世带着超凡解脱之情。

也好！

编辑丨Terra 实习丨欣雨

七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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