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越作战后遗症：29万难民在中国，视自己为中国人，唯独没有国籍

1989 年，中越边境的枪声逐渐平息。但这场持续十年的冲突，留下了一道特殊的伤痕。

近 29 万越南难民，在战火与迫害中涌入中国。他们在中国落地生根，学说中国话，过中国节，早已把这里当作故乡。

可半个多世纪过去，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依然没有中国国籍。这种 “有家无籍” 的状态，成了对越作战留下的长久后遗症。

一、排华风暴：难民潮的历史根源

1975 年，越南南北统一，黎笋集团掌握实权。这个曾受中国多年援助的邻邦，迅速转向亲苏反华。

黎笋的野心不止于国内。他妄图建立 “印支联邦”，推行地区霸权主义，而中国成了他眼中最大的障碍。为了讨好苏联，也为了转嫁国内矛盾，黎笋政府掀起了疯狂的排华浪潮。

1976 年 2 月，越南强制要求境内华人登记国籍，实质是对华人实施全面监视。随后，没收华人财产、关闭华人商铺的行动在全国蔓延。

1978 年 3 月，越南推行货币改革，直接作废华人手中的旧币，无数华人毕生积蓄化为乌有。在政府煽动下，反华情绪高涨，华人被污蔑为 “第五纵队”“间谍”，遭受殴打、监禁甚至杀害。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直言，越南的排华行径，跨过了中国划定的 “红线”。到 1978 年底，被武力驱赶的华人已超 20 万，他们被迫离开世代居住的家园，涌向中越边境。

与此同时，越南北方边境的普通民众也陷入绝境。黎笋集团在边境集结重兵，频繁挑衅中国，战火一触即发。

这些民众既不被越南政府信任，又面临战火威胁，只能选择逃离。1978 年 8 月，广西东兴镇一天内就涌入 4000 名难民，边境线上，逃难的人群络绎不绝。

二、跨国逃亡：血泪交织的求生之路

1978 年的北部湾海面上，每天都漂浮着几十艘破旧木帆船。船上挤满了拖家带口的难民，他们冒着风浪和海盗的风险，向中国北海港驶来。

74 岁的周胜林至今记得，当年 31 岁的他，带着 25 名家人摇着两艘小船漂泊了半个月。白天轮流划船，手掌磨出血泡；夜晚睡在冰冷的船板上，连一口干净水都难找到。

15 岁的吴方权和母亲、弟弟乘坐的 “三角艇” 只有五六米长，在海上漂了 18 天。他回忆，一路上满是同类的船只，密密麻麻，场面悲壮又凄凉。

陆上逃亡同样艰险。难民们要穿越茂密的山林，避开越军哨卡和地雷区。许多人衣衫褴褛，忍饥挨饿，有人在途中失散家人，有人因伤病倒在路边。

归侨郭其友用疍家咸水歌，唱出了当年的苦难：“摇艇回来唱…… 越南排华惨…… 拖儿带女走过关……” 这首歌，成了那代难民逃亡史的真实写照。

到 1979 年底，从海路涌入北海的难民就达 1 万多人。加上陆路逃难的人群，中国接收的越南难民总数迅速攀升。据《民政三十年》记载，仅云南河口县就接收了 5 万多名难民，到 2005 年，难民及后代总数已达 29.5 万人。

三、中国胸怀：人道主义的安置实践

面对突如其来的难民潮，彼时经济尚不宽裕的中国，选择了张开怀抱。1978 年 5 月，北海率先成立安置难侨领导小组，抽调 63 名干部专门负责接待工作。

最初，政府在海角路搭建油毡棚屋，架设电线和自来水，为难民发放棉被、蚊帐和生活用品。每天中午和晚上，统一供应奶粉、南瓜、蔬菜等食物，保障基本生存。

考虑到难民大多是渔民出身，不习惯山林生活，北海市政府大胆提议，在电建村附近的天然港湾成立 “华侨渔业公社”。这个设想得到批准，7700 多名难侨在此集中安置。

中国政府先后投入几千万元专款，建设渔港、码头、住宅、学校和医院。联合国难民署也提供了 9000 万美元援助，援建渔业公司、冷库和修船厂。

到 1982 年，中国在广西、广东、福建、云南四省区设立了 84 个华侨农场，集中安置难民。云南的 75 个国营农场，为近 6 万难民划分了土地和住房；广西赤江华侨陶器厂，接纳了 1477 名难民就业。

这些安置点并非临时难民营，而是永久性家园。政府组织语言课程，教授中文和本地习俗；医疗队伍进驻农场，开展疫苗注射和健康检查；学校里，难民子女与中国孩子一起读书。

1994 年，联合国难民署启动低息贷款项目，支持雇佣难民的企业发展。到 2007 年，难民署明确评价：中国的难民安置是 “世界上最成功的项目之一”。

四、无籍之痛：扎根却难归心的困境

尽管在中国生活安稳，这些难民却面临一个尴尬的现实：没有国籍。

越南政府早已注销了他们的户籍，称他们是 “叛徒”，坚决拒绝接收。而中国国籍法规定严格，加入中国国籍的门槛极高，他们难以满足法定条件。

这种 “无籍” 状态，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广西靖西县曾有一对年轻人结婚，女方因没有户口，无法办理结婚登记；孩子出生后，也不能正常上户口。

在云南文山县，一位老难民去世后，儿子想为父亲立碑，却因父亲没有户口，无法进入公墓区，只能草草埋在村后山坡。

没有身份证，他们无法购买火车票、飞机票，出远门都成奢望。就业时，许多正规单位因身份问题拒绝录用；办理银行卡、贷款等金融业务，更是难上加难。

即便到了 2013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完善了难民居留规定，将 20 多万难民转为永久性安置，国籍问题仍未解决。

他们的子女虽在中国出生长大，说着流利的中文，熟悉中国的传统文化，却依然继承了父母的 “无籍” 身份。上学要开特殊证明，看病要托关系，盖房子审批更是要反复跑腿。

一位难民后代坦言：“我从小在侨港镇长大，会唱中国国歌，知道屈原和岳飞，可填写表格时，‘国籍’一栏永远只能空着。”

五、身份认同：把中国当作故乡的坚守

国籍的缺失，并未动摇他们对中国的认同。半个多世纪过去，这些难民早已彻底融入中国社会。

在广西侨港镇，这个 95% 以上人口是越南归侨及后代的小镇，街道上随处可见中式建筑与越南风格装饰并存。归侨们开设的越南米粉店、咖啡摊，成了当地特色，吸引着八方游客。

74 岁的周胜林，如今是侨港镇归侨文化促进会会长。当年他的弟弟妹妹选择转往第三国，而他坚持留下：“这里就是我的根，我不想再流浪了。”

在云南的橡胶园里，难民们与当地工人合作，分享种植经验；在广西的甘蔗田中，他们引进越南耕作方法，提高了收成效率。他们用辛勤劳作，为当地经济注入活力。

归侨吴方权 15 岁逃难到中国，如今已在侨港镇生活了几十年。他说：“祖国没有嫌弃我们，张开怀抱接纳了我们。这里有安稳的日子，有真心相待的邻居，不是故乡胜似故乡。”

许多难民主动参与社区活动，节日里和邻居一起包粽子、放风筝。他们的孩子在学校学习中国教材，长大后成为医生、工程师，用专业技能回报这片土地。

咸水歌传承人郭其友，用歌声记录下从苦难到安居的历程。他的歌声里，早已没有了逃亡的悲凉，更多的是对当下生活的珍惜和对中国的感恩。

六、历史回响：和平与包容的启示

如今，中越关系早已恢复正常，边境线上一片祥和。但这 29 万无籍难民的存在，依然是那段历史的鲜活见证。

中国对难民的安置，彰显了大国担当。在自身经济尚不发达的年代，中国拿出超过 7.5 亿美元，为难民提供住房、土地、教育和医疗保障，这种人道主义精神，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联合国难民署驻华代表王若鹏曾评价：“中国是亚洲唯一帮助如此大规模越南难民安家落户的国家，难民们享受着大部分公民权利，这使得他们更容易融入当地社会。”

这些难民的经历，也给我们带来了深刻启示。战争只会制造苦难，而和平与包容才能带来安宁。黎笋集团的霸权野心，不仅导致中越反目，更让无数民众流离失所。

而中国的包容，不仅拯救了 29 万难民的生命，更塑造了一段跨越国界的温情佳话。尽管国籍问题尚未完全解决，但随着中国难民法的推进，相关政策正在不断完善。

如今，侨港镇的电建码头，已成为 “华南第一大渔港”，年交易量达 20 多万吨；广西海洋投资集团，已与多个国家签订渔业合作协议，“海外侨港” 的梦想正在实现。

这些难民及其后代，用坚守与奉献证明，身份认同不在于国籍的标签，而在于情感的归属。他们把中国当作故乡，用一生践行着 “此心安处是吾乡” 的信念。

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早已远去，但这段特殊的难民史，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它提醒我们，和平来之不易，包容方能共生。愿这些扎根中国的无籍难民，终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身份归宿，愿边境永远安宁，愿世界再无流离失所的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