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务万国雄：男扮女装，与爱人白天姐妹晚上夫妻，被亲妹检举入狱

1953年上海滩最离谱的伪装：一个塞满烂棉花的胸罩，扒掉了一个国民党特务的画皮

1953年夏天的那个午后，上海雁荡路55弄里炸锅了。

一场暴雨刚过，几个像泥猴一样的小屁孩在弄堂口踩水玩，结果踢到了一个粉红色的物件。

有个眼尖的小子捡起来一看，差点没把隔夜饭笑出来——那是一只被水泡发的胸罩，但这玩意儿里面塞的不是海绵，是一团团发黑发霉的烂棉花。

这事儿要在今天也就是个短视频段子，但在那个大家都穿着灰扑扑列宁装的年代，这简直就是原子弹级别的八卦。

就在大伙儿围着指指点点的时候，楼里冲出来个烫着大波浪、穿着旗袍的高个“女人”，那是连滚带爬地把东西抢了回去，头都不敢抬就钻进了黑漆漆的楼道。

这一幕把治保主任沈大妈看得一愣一愣的。

那个年代虽然不像现在满大街摄像头，但这种老式弄堂里的“朝阳群众”眼睛毒得很。

谁能想到，就因为这团烂棉花，最后竟然扯出了一桩惊动上海市公安局的大案子。

这事儿咱们得倒回去说。

那个抢胸罩的“女人”叫王秀娟，在邻居眼里一直是个怪人。

你想啊，大热天的上海，知了都叫得想死，这女人出门买个大饼油条，非要把旗袍领扣得死死的，那个粉底涂得比城墙拐弯还厚。

那个在淮海中路摆大饼摊的师傅早就觉得不对劲了，有次“王秀娟”低头掏钱，领口不小心开了一道缝，那师傅眼角一扫，差点没叫出声来——那白花花的脖子上，竟然长着个男人才有的喉结。

这还不算完，这大饼师傅也是个心细的主，后来又发现这女人虽然穿着丝袜，但膝盖弯那里隐隐约约透出一层黑毛，比一般男人的腿毛还旺盛。

这哪是什么摩登女郎，分明是个套着画皮的“老妖精”。

师傅转头就找片警汇报了。

那时候正好赶上“镇反”，老百姓的警惕性高得吓人，这一报，直接就把这个“王秀娟”送上了警方的重点关注名单。

结果警察一查，好家伙，这哪是什么王秀娟，这人真名叫万国雄，是个正儿八经的纯爷们。

但这可不是现在那种为了博眼球的女装大佬，这是一场玩命的政治赌博。

聪明人一旦犯起傻来，往往比傻瓜还要疯狂一百倍。

万国雄这人履历表拉出来能吓死人，中央大学社会系的高材生，当年也是穿长衫拿笔杆子的体面人。

但他路走歪了，读书时就铁了心跟国民党走，混进了三青团。

1949年南京解放前夕，这哥们儿也是绝了，别人都忙着抢船票去台湾，他偏觉得“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他在广西溜达了一圈，最后竟然杀了个回马枪潜伏回了上海。

为了躲避新政权的户口登记和甄别，他脑洞大开，决定把自己彻底“格式化”，变成一个女人。

这一装就是整整五年。

你敢信？

一个大老爷们，天天涂脂抹粉、踩高跟鞋、捏着嗓子说话。

为了把戏演全套，他居然还真找了个“闺蜜”打掩护。

他和一个叫陈筠白的苦命女人住到了一起，两人对外说是好姐妹，白天一块儿做手工糊火柴盒，晚上关起门来就是两口子。

这剧情，现在的编剧都不敢这么编。

但这日子过得那是真叫一个提心吊胆。

万国雄就像个走在悬崖边上的杂技演员，每天都在崩溃边缘试探。

有次卸妆手抖划破了脸，第二天出门还得用头发遮着；朋友来串门，看见一箱子女人衣服，他还得硬着头皮说是给女朋友买的。

他以为自己这招天衣无缝，其实周围邻居早就觉得他阴阳怪气的，只是那时候大家思想单纯，没想到特务还能这么玩。

真正给他致命一击的，不是那个大饼师傅，也不是那团烂棉花，而是来自他亲妹妹的一封信。

1955年，上海警方正在外围摸底，一封来自重庆的检举信直接把万国雄的老底给掀了。

写信的正是万国雄的亲妹妹。

这一招“大义灭亲”，直接封死了万国雄所有的退路。

警察敲开门的时候，万国雄还在那描眉画眼呢。

面对黑洞洞的枪口，这个装了五年女人的男人，身子一软，终于不用再捏着嗓子说话了。

他叹了口气，用那种粗老爷们的嗓音说了句：“别查了，我是男的。”

那一刻，估计他自己心里都松了口气，这五年的戏，演得太累了。

到了审讯室一交代，这人干的事儿比他穿女装还让人恶心。

他躲在那个阴暗的小阁楼里，可没闲着。

这五年里，他化名给香港那边的反动报纸投了300多篇稿子。

他以为穿上旗袍就能遮住丑陋的灵魂，殊不知在阳光底下，影子是黑是白，一眼就能看穿。

最后法院判了他15年。

有意思的是，这人在牢里还不安分，一直到80年代还在那儿写申诉材料，非说自己男扮女装是“个人癖好”，死活不承认那是政治伪装。

当然了，面对铁证如山的事实，上海中院那是理都不理，直到1985年直接给了个终审裁定，让他彻底断了念想。

说到底，那个掉在弄堂水坑里的假胸罩，就像是一个荒诞的笑话，讽刺着那个时代里某些人不甘心的挣扎。

历史这东西，从来不会因为你换了件马甲就认不出你是谁。

万国雄一直在监狱里服刑，直到刑满释放，后半辈子也没再扑腾出什么浪花，悄无声息地淹没在了人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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