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好多的明史粉都对曾经的大明朝意难平!可是你们知道吗,明朝末年的时局是什么样的吗?大家看看吧!
崇祯十七年的北京冬风里,飘着边关士兵冻饿而死的传闻,一边是京城深宅地下密窖里,银锭碰撞的闷响,一边是紫禁城里坤宁宫偏殿的木箱上,积着半指厚的灰尘——那箱底码着的几百万两内帑银,是崇祯帝攒了十几年的“保命私财”,和士绅们窖里的千万白银,一起在烽烟里,捂凉了大明的江山。
那些在朝堂上以“忠孝”自居的权贵士绅,借着明初定下的士绅赋税优免特权,或是通过“诡寄”“飞洒”的手段,把名下的田产挂靠到免税的宗室、官户名下逃税;或是借着官权兼并流民的土地,把本该流入国库的赋税,全都填进了自家的银窖。朝廷的税源被一点点掏空,辽东的军饷欠了三月又三月,西北的流民啃着树皮起义,而京城里的银窖,还在被悄悄填满。
而坐在紫禁城里的崇祯帝,看着空了的国库,攥着自己抠减宫娥月例、停掉皇家宴乐攒下的内帑银,只把“捐饷”的诏书一道一道往士大夫的府邸送——他把这些银锭当成了王朝覆灭前最后一点“退路”,不肯拿出半分来填军饷的窟窿。
京城里的士绅们看着天子都守着私囊,自然更不肯松了自家银窖的封条:你坐拥天下的天子都舍不得掏家底,凭什么要我们这些“臣子”散尽家财?于是朝堂上的哭穷声此起彼伏,有人把自家的房契拿到朝堂上当众变卖装穷,转头就回府往银窖里添新的银锭。国库的空寂,就这样成了皇帝与士大夫们一起捂住的秘密,没人肯先掀开自己的钱袋,最后只能把所有的重量,全压在了已经被旱灾、蝗灾碾得支离破碎的黎庶身上。
辽饷、剿饷、练饷接连加派,中原的农户要把九成的收成交给朝廷,交不出的人要么卖了儿女换半袋麸皮,要么拖家带口逃去山里,成了起义军里的一员。起义军的声势越大,朝廷需要的军费就越多,加派的赋税就越重,更多的农民破产、更多的士兵哗变,恶性循环的齿轮,被私囊里的银锭转得越来越快。
他们都曾以为藏好私银就能保住身家,可李自成的军队撞开京城城门时,士绅窖里的千万白银,和紫禁城里蒙尘的内帑,都成了“追赃助饷”的战利品,连带着他们的身家性命一起葬送。那些藏在深宫与私宅里的白银,没救下边关的一个士兵,没喂饱中原的一个饥民,只把王朝的最后一丝气数,碾成了黎庶脸上化不开的寒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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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能把明末的所有人一概而论,有孙承宗年逾古稀还守着辽东的城墙,有卢象升带着五千残兵战死巨鹿,只是那群守着私囊的权贵与天子,把多数人的努力,都葬在了银锭的寒光里。
血淋淋的历史就是一面面镜子,照向我们最不愿意见到曾经的自己,还有我们的当下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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