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脊梁赵承嘏，硬刚日寇护火种，一生一事铸丰碑

哈喽大家好，今天老张带大家聊聊民国时期有位科学家，对自己抠到试剂都要反复用，对科研却大方到砸钱买进口设备，危难时刻还敢硬刚侵略者——他就是赵承嘏，中国现代药物研究的“开山鼻祖”。

危难坚守

这老爷子1885年生于江苏江阴，20世纪初跟着“留洋救国”的大潮去了瑞士，1914年拿下日内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成了我国第一个化学博士。

搁当时，留洋博士在国外随便找个工作都能过得滋润，可赵承嘏心里装着祖国，一门心思要搞“科学救国”。

回国没几年，有人找他办药物研究所，宗旨是“用最新科学方法分析中药有效成分”，这不正好戳中他的心事？

赵承嘏立马辞了北平协和医学院的工作，接下北平研究院和中法大学合建的研究所，又当所长又做研究员，一头扎了进去。

可没等顺顺当当搞研究，麻烦就找上门了。太平洋战争一爆发，上海租界沦陷，小鬼子早就馋研究所的宝贝仪器了，三番五次闯进来搜查，还把赵承嘏叫到宪兵司令部问话。

换别人可能早就怂了，可赵承嘏硬得像块钢板，一点没怕，凭着脑子把所有仪器都藏得严严实实——当时研究所就在上海市武康路395号，原法租界福开森路395号，这地方妥妥见证了一位科学家的骨气！

更牛的还在后面。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有人提议把研究所迁到台湾，赵承嘏当场拍板拒绝：“这些设备不能拆、不能搬！”

要知道，那会儿局势动荡，说这话得担多大风险？可他心里门儿清：研究所是给国家、给老百姓制药的，国家安定了才能搞科研，哪儿能说搬就搬？

不过话说回来，研究所那会儿是真穷。经费都快见底了，每人每月就一块银洋工资，刚够糊口。

赵承嘏没撂挑子，到处跑关系，最后跟光明药厂合作，硬生生把研究所从破产边缘拉了回来，一直撑到新中国成立。这哪是守着一堆仪器啊，分明是守着中国药物研究的火种！

反差人生

你以为他只是硬气？他的“反差操作”才真让人佩服。对科研，他大方得没话说：建所初期条件差，他四处凑钱买国外先进仪器、药品，连科研要用的期刊，过刊都得补全。

1948年7月23日，他还专门给海关写信，急着让美国订的化学器材赶紧分批次运到北平，生怕耽误科研。

可对实验耗材，他又抠得不像话。反复跟手下人强调，玻璃器皿不许随便摔，试剂不许浪费一滴，就连氯仿、乙醚这种常用溶剂，都得用回收瓶存着，提纯了再用。

现在科研条件这么好，回头看这操作，真不是抠门，而是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的清醒——他知道，每一件器材、每一滴试剂，都关系着国家药物研究的未来。

一生专注

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1月中科院成立，药物研究所因为人少，暂时并入了有机化学研究所，但专门设了独立的药物化学研究室，赵承嘏当主任。

他没闲着，一边搞研究，一边琢磨着把研究所恢复起来，想建一个能真正出新药、帮老百姓的地方。

为了这个目标，他开始在国内外“挖人才”。那会儿交通不便，信息也不通，他凭着一腔热忱，硬是打动了一批海外留学生，让他们回国加入。

1953年，中国科学院药物研究所正式成立，后来改叫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赵承嘏当所长。没几年工夫，他就把这研究所打造成了国内少有的能研发新药的机构，妥妥的说到做到！

赵承嘏这一辈子，几乎都泡在实验室里。他常说：“一天不到实验室，就好像少了什么似的。” 他儿子赵体平后来回忆，父亲没说过啥豪言壮语，也没做过惊天动地的大事，满脑子就一件事：怎么不受干扰地做研究，发现新药物。

1966年，这位一生为国的科学家走了，没留下啥钱财，却留下了一个实力雄厚的研究所，还有一种“一辈子死磕一件事”的科研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