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死刑前，狱警对两名地下党说：你们两个我只能救一个，救谁？

1935年盛夏的一个午后，贵州息烽监狱铁门“哐啷”落锁，闷热潮湿的空气里带着血腥味。两名刚被押进来的年轻人并排坐在墙根，靠得很近，却都沉默。外面的步哨换岗时哨声拖得很长，仿佛在提醒他们：距离行刑只剩几天。

最先打破沉静的是牢头儿粗暴的催促，“起来，过号！”林青抬眼扫了扫四周，依旧一言不发。与他同囚的刘茂隆却悄悄掐了掐林青的手背，那一下，不是示弱，而是在确认对方还活着。相互心照不宣：情报不能落到敌人手上，哪怕只剩最后一口气。

这座监狱里，每一道门后都藏着探子的眼睛。董亮清——外表是一名普通狱警，内里却早在1929年就秘密加入中共情报交通线。可惜数月前，上线牺牲，联络全部中断，他被迫独自潜伏，直到林青和刘茂隆被押来，此人才终于再度遇见“自己人”。

第三天夜里，董亮清例行查铺时低声说了一句：“同志，我能带走一人。”这短短八个字，比任何严刑都来得致命。监狱规定，死刑犯凌晨五点单独解锁上厕所，最多放行一人；要想逃生，只能利用这片刻工夫并借用他掌握的暗门钥匙。成功与否，全系于一线生机。

林青皱着眉，“只能救一个？”董亮清点头：“连带狱警口令、走廊灯号，都只够一次。”空气凝固。两人都清楚，留下的必被处决，且无翻案机会。可谁去，谁留？拯救革命火种的责任突然压到他们肩头。

刘茂隆先开口：“林青，你是省工委书记，脱困后能重建组织，我留下。”林青摆手，声音沙哑却有力：“不行！我落网时间久，面孔已被敌特记住，出去反而牵连更多同志。老刘，你必须走，服从命令！”

争执在昏暗牢房里持续，呼吸声粗重到令人心悸。董亮清焦急提醒，“五点前必须决定。”距离行刑还有不到七十二小时，拖延便是自毁。刘茂隆低头，看见林青脚踝的镣铐已磨破皮肉，而林青却若无其事。他忽然意识到，对方心中早有答案。

凌晨，铁锁被悄然开启。董亮清拉住刘茂隆，示意他屏气随行。刘茂隆最后一次回望，林青倚墙而坐，轻轻挥手，嘴唇几乎无声地动着：“坚持到底。”二人消失在走廊尽头，灯火跳动，长影压在地面，像一条决不能回头的路。

天光微亮，牢门再度轰响。林青被五名宪兵押出。敌人先行拷问，见他依旧绝口不提密码和联络点，恼羞成怒，决定当日午时行刑。9月11日，枪声响起前，林青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刺刀残忍地堵住了他的声音，但没能阻挡他昂首站立的姿态。子弹穿透胸膛时，他年仅二十四岁。

逃出的刘茂隆则一路辗转，经桐梓、遵义北上，在川陕根据地与中央联络接上，并将贵州地下组织受损情况完整汇报。他得以重新铺设交通线，也把“林青”这个名字写进下一批联络暗号。此后，他再未踏入贵州，但所有有关工作的电文里，都故意留出一个固定代号：LQ。只有少数同志明白，那是他对殉难战友的纪念。

抗战时期，LQ代号在资料中频繁出现，每一次都对应一次情报转运、一次后方物资接驳。有人好奇那三个字母意义何在，刘茂隆却从不解释。他只在笔记里留下一句：“欠他一条命，唯有做好手上的事，方算还债。”

新中国成立后，刘茂隆长期负责文化系统外事资料翻译，始终低调，不主动谈及昔日经历。直到1982年，他已七十岁，双手颤抖得几乎握不住钢笔，才决定写回忆录。家人担心他病体支撑不住，他却倔强地说：“若我不写，林青就只剩墓碑，他应该活在记忆里。”

稿纸一张接一张，字迹时而清晰，时而抖动，墨点横飞。每当写到监狱那夜，老人都会停笔很久，喉头哽住，泪水滴在纸上晕开。他没有用过堂皇词藻，只重复叙述一个决定——“只能救一个”。在他看来，这才是当年那个夜晚最尖锐的刀锋，逼迫人把生死摆到天平的最两端。

这部回忆录后来并未公开出版，只在中央档案馆内封存。研究者偶有机会查阅，总会被其中近乎残酷的细节震住。有人感叹林青的牺牲，有人敬佩刘茂隆的坚守，但董亮清的名字同样值得铭记：在暗无天日的深牢，他拿自己的岗位和性命，为党保住一支火种。1937年，他因身份败露被捕，随后牺牲，直到建国后才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贵州地下党在劫后余生的队伍里，始终流传一句话：“一人脱困，十人得生。”短短七字，道尽了潜伏者的宿命。有人选择承担全部风险，让别人背负活下去的重担。也有人忍着内心煎熬，带着同志的遗愿继续前行。无论哪一种，都离不开同一个信念：生死之外，先有组织。

林青、刘茂隆、董亮清，这三个人的姓名在官方史册里出现的篇幅并不算多，却共同铸就了一条清晰的时间线：1935年夏夜的抉择，引出一连串暗线接续；烈士牺牲换来情报安全，逃脱者则把牺牲写成密码，延伸至抗战，延伸至解放，最终抵达新中国的晨曦。没有任何戏剧性的拯救，没有奇迹，只有选择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