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0月,政协礼堂里正开一场离退休干部座谈会。会后,许多人围着交谈购物票、油票的事,一位头发花白却衣着简单的老人站在角落,悄悄记下大家反映的物资短缺情况。她就是廖梦醒。六年后,这位不善言辞的老人被批准享有副部级待遇。消息传到中南海,胡耀邦随口一句话在会客室里飘开:“廖家在中国历史上可不一般,老辈人先后殉国,这一代只剩梦醒,好好照顾她。”
追溯到1925年8月20日,广州街头枪声乍响,廖仲恺倒在血泊中。左派骨干被公开刺杀,大革命由此急转直下。几天后,周恩来赶赴医院,却险些被临时戒严的卫兵当作可疑分子击毙。周恩来从车底爬出时只说了三个字:“救仲恺。”从那刻起,他把对廖家的关照当作私人承诺。
何香凝带着一双儿女奔走于葬礼、会议、筹款之间。廖承志、廖梦醒从小耳濡目染,对“牺牲”二字并不陌生。邓颖超见面常说一句玩笑:“咱俩同一天生日,你得叫我姐姐。”这种近乎家常的亲昵,让两个家庭的交情越发深。
1930年,廖梦醒在香港与李少石成婚。新人没拍婚纱照,却在出租屋里搭起秘密交通站,将中央苏区的电文一份份转运上海。彼时她刚过二十岁,说英语、日语顺口就来,外界却只当她是富家千金练口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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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中国工人通讯社”成立,廖梦醒做英文翻译,李少石任负责人。正忙得脚不沾地,香港街头爆出一条新闻:李少石被捕。敌人拎着钢鞭逼口供,李少石挨打到肺部穿孔。有人劝廖梦醒断绝关系,她当场回绝:“他不说一句,我也不退半步。”
抗战爆发后,宋庆龄筹组“保卫中国同盟”,点名要廖梦醒出任秘书。重庆窄巷里,她日夜同外国友人周旋,替八路军、新四军募集药品、无线电元件,最缺的时候直接把陪嫁首饰送进当铺。宋庆龄评价她:“沉静,硬骨头。”
1945年10月8日,李少石在重庆陪同周恩来外出,被特务冷枪击中旧伤,壮年殒命。周恩来赶到医院时,只能轻声说:“对不起,子弹里没长眼。”廖梦醒握着丈夫冰凉的手,不哭不闹,转身安排后事。等到夜深,她一个人坐在阶梯上才低声念出一句:“革命账,不算情账。”
1948年底,北平城外寒风凛冽,何香凝母女乘专列北上出席新政协。站台上,周恩来、林伯渠等人列队相迎。邓颖超挽着廖梦醒,压低声音提醒:“身份可以公开了。”廖梦醒却摇头:“孙夫人还在上海,再等等,不让她为难。”直到1953年,她的党籍才正式列入中央组织部名册。
建国初期,全国妇联刚成立国际部,只三个人一张桌子。部长杨之华直接把副部长职务给廖梦醒,她写条子退回:“我不熟新环境,先当秘书。”言辞直白,却没人觉得失礼。她吃不惯北方饭菜,神经性胃病愈发严重,夜里泡热水止痛,第二天照常翻译外文简报。
1961年初,陈赓去上海治病前探望她,劝一起同行。廖梦醒写下“权衡轻重”四字,对着“去”和“留”两列利弊斟酌,终究决定去上海。她带走一个硬皮本子,封面写“斗病日记”。五个多月里,输液、理疗、每次晨练都准确记录,连护士迟到几分钟也写进去,纯粹当作自我监工。
有意思的是,同年她在协和医院偶遇溥仪。短暂寒暄后,她直截了当:“继续努力,争取入党。”溥仪回宿舍写日记称“如能入党,实为空前大事”。旁人听来觉得夸张,廖梦醒却只是表达常识——人人都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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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她把丈夫留下的一套北太平庄房产及全部红木家具捐给国家。自己家还用着五十年代的矮桌,沙发棉絮都露了头,只在客人到访前用旧碎布盖一盖。有人劝她换新家具,她笑一句:“坐得稳就行,面子不是木头做的。”
1984年,组织决定给予副部级生活待遇。文件下达到全国妇联时,办公室主任还以为弄错了,特地向中组部核实。得到肯定答复后,一批营养品、大米、牛肉票送到胡同深处的旧楼。廖梦醒签收清单,随手把牛肉票分给门卫和楼里的年轻人,她留下的只是几包核桃仁。
“廖梦醒这人,满足得很。”女儿李湄后来私下评论,“写封信、送枝花,她都高兴半天。”1987年底,她住进北京医院。病情恶化那天凌晨,护士听见她轻声背英语单词,一遍又一遍。1988年1月7日清晨,心电图划成直线,年龄定格在八十四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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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里,廖梦醒的职务栏始终简单:全国妇联国际部干部,历任副部长、顾问。奖章不多,隐藏的故事却足够厚重。胡耀邦当年那句“廖家在中国历史上很特殊”,不仅是体恤,更是一种历史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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