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登基，一次断国，大明第一败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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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吉军，新媒体：汉唐智库！

明英宗朱祁镇的一生，两次登上皇位，几乎以一己之力扭转了大明的历史走向，使太祖得国最正的大国自信，开始转头向下。

如果说土木堡之变是明朝由盛转衰的起点，那么南宫复辟，直接把这条下坡路彻底夯实、再无逆转的机会。

军事崩塌可以重建，制度裂痕尚可修补，但是政治伦理与用人逻辑一旦被彻底摧毁，一个王朝的衰败就只剩下时间问题。

土木堡之变之前，大明仍然保有洪武、永乐两朝遗留下来的战略余威。京营三大营作为中央野战军，不仅是拱卫京师的核心力量，更是明朝能够在北方维持战略主动的根本依托。

朱祁镇在宦官王振的裹挟之下轻率亲征，一次失败，几乎将这套体系连根拔起。20万精锐覆灭于塞外，大批勋贵将领、部院重臣战死，意味着明初数代人苦心经营的军事结构被一战清空。

从此之后，明朝再无能力主动出击草原，只能被迫转入防守态势，九边防御体系逐步定型，看似稳固，实则是战略退缩的产物。

皇帝被俘，更是对国家权威的致命打击。中枢一度陷入瘫痪，朝廷内部人心浮动，南迁之议甚嚣尘上。如果不是于谦力排众议、迅速整合残余兵力，组织北京保卫战，大明极有可能在十五世纪中叶就提前崩盘。从这个意义上说，土木堡之变不仅是一次军事失败，更是一次对制度韧性的极限测试，明朝能够勉强过关，靠的并不是皇帝，而是以于谦为代表的官僚体系。

朱祁钰即位后，景泰朝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运转的。它并不辉煌，却务实而克制，集中精力修复创伤、稳定边防、恢复民生。于谦主持军政，整饬京营，北方防线逐渐稳住，国家重新回到可控轨道。

这一切，使景泰政权在现实层面具备了高度合法性，而这种合法性，恰恰成为朱祁镇复辟时无法回避的障碍。

南宫复辟表面上是一次宫廷政变，实质上却是一次对国家政治逻辑的全面倒退。朱祁镇复位，并不是简单地回到土木堡之变之前的原点，而是必须通过否定景泰朝，来证明自己的正统性。只要景泰政权被承认为合理，那么他此前的失国、被俘乃至失位，就都是无法洗刷的政治污点。因此，于谦这个再造社稷的功臣，在复辟后的政治格局中，注定没有生路。

关键在于，于谦不是没有选择。当时京营的调度权仍掌握在兵部，而兵部尚书正是于谦。夺门之变能够成功，靠的是夜袭和偶然，一旦事态被识破，于谦完全有能力调兵镇压，将朱祁镇重新控制起来。更进一步说，他甚至可以在法理与现实之间寻找折中方案，废黜已经失德、再度搅乱朝局的朱祁镇，转而拥立其子朱见深登基，由自己辅政，跳过天顺朝的混乱，直接进入一个新的稳定周期。

但是于谦没有走这条路。他选择了彻底束手。这不是能力问题，而是观念问题。他无法跨越臣子对君主动兵的伦理红线，在他看来，只要朱祁镇已经复位，再动兵便是造反。

这种判断，体现的是传统士大夫对名分与秩序的极端尊重，也暴露了在非常时刻对政治现实的严重低估。他以为自己一死，足以为景泰朝画上句号，换取大局稳定，却没有意识到，权力斗争从来不会因为一个人的牺牲而自动终止。

事实证明，于谦的判断是错的，而且代价极其惨重。他被杀，并未换来政治和解，反而拉开了天顺一朝血腥清洗的序幕。为了证明复辟的正义性，朱祁镇必须不断制造敌人，景泰旧臣、夺门功臣，轮番成为牺牲品。短短八年，处死、流放、罢黜官员6000余人，朝堂长期陷于恐惧与内耗之中，告密成风，政务停摆。忠诚不再指向国家，而只指向皇帝个人，整个官僚体系迅速退化为自保机器。

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土木堡之变摧毁的是明朝的军事骨架，南宫复辟摧毁的是政治灵魂。宦官干政在王振之后并未被根除，反而逐步制度化，厂卫权力不断膨胀；武将地位持续下降，边防愈发消极；实干型官员选择明哲保身，清流避祸，国家失去了在关键时刻自我纠错的能力。明朝此后200多年的许多顽疾，都可以在这两次事件中找到源头。

回望这一段历史，于谦的形象无疑是高尚的，悲剧也是真实的。

不过历史评价不能只停留在道德层面。从结果看，于谦用自己的清名，换来了更长时间、更大规模的动荡。这并不意味着他不忠，而是说明，在权力已经失控的时刻，仅靠个人的道德完美，无法替国家承担全部风险。

朱祁镇的两次登基，最终让明朝失去了由盛转强的可能，只能在防守、内耗与结构性衰退中缓慢前行。

论历史责任，朱祁镇，确实是明朝中衰的第一责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