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凡是”被提出后，他带头表示反对，后来成为副国级干部

1958年深秋，一辆吉普车在松嫩平原的田埂间颠簸，车里的杨易辰执意要看刚挖出的鱼塘。寒风刮脸，他却蹲在岸边反复丈量水深。随行干部提醒天色已晚，他摆手，只留下短短一句：“先调查。”简单三个字，道尽他的工作脾性——凡事讲凭证，不信主观想象。

东北区划调整后的第四年，黑龙江水产局被划到他分管的财贸口。外地专家断言高寒省份不适合鱼类养殖，许多基层干部也心存顾虑。杨易辰没有急着下结论，而是组织观察团赶赴江浙、两湖、广东。一趟走下来，他把南方经验归纳成两条：祖辈手艺与小气候优势。可他紧接着提醒同事，黑土地得用自己的办法。于是，池塘保温、越冬增氧、冰面抢打春网，这些带着北方烙印的技术相继诞生。

次年粮食紧缺，渔民却“有鱼无粮”。他接到口头汇报，当晚召集省里相关部门，敲定渔民口粮、布票、棉衣一体供应。文件只写了两页，却给数万渔户兜了底。不久后，黑龙江年水产品突破五十万吨，活鱼在冰雪中一路北上，成为罕见场景。当地人说，鱼腥味里有书记的决断味。

十年动荡期间，他被迫离岗。1972年复出，他先抓的是教育和科技，而不是容易出政绩的建筑与基建。理由简单：经济要翻身，先靠脑袋。他把哈尔滨工业大学、佳木斯医学院的扩建计划一口气批完。省财政捉襟见肘，他干脆把机关招待所腾出给科研小组办公。“科研不等人”，成为那几年黑龙江干部挂在嘴边的口头禅。

1977年春，“两个凡是”在京城出现。文件传到哈尔滨，许多人观望。杨易辰却在常委会上说，这样做会让干部不敢负责。讲话不长，却语速很快，像怕耽误了工作。几天后，反映意见的电文递到中央组织部，他的名字排在首位。外界私下传言他“顶风讲话”，可他依旧早晨七点准时出现在办公楼，仿佛什么也没发生。

1983年，他调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离开工作近三十年的黑龙江。北京刚进入“严打”时期，街头治安糟糕。上任第三天，他要求各省检察机关挂牌设立举报中心，把经济犯罪与暴力犯罪一并纳入重点。有人担心案卷堆积，他一句话打断：“大案慢查，小案快查，两头都要见效率。”这一年，全国检察系统批捕数据上升，却没有出现冤错，与制度调整直接相关。

1984年，《光明日报》刊出为孙永根鸣冤的文章，社会舆论喧嚣。杨易辰按惯例先看案卷，再下基层。江阴县资料堆满桌，他仔细对照每页凭证。一个月后，中纪委、中政委联合复查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无误，谣言自破。媒体安静下来，检察系统第一次用“联合调查公告”回应社会关切，这种做法后来被沿用。

1987年，一封政协委员来信把他又拖进旧案。甘肃合水县农会副主席文炳衡的死刑成疑，时间已过去三十多年，证据散佚。年近七十的他飞抵兰州，再乘吉普奔赴山村，一去就是十天。口述证人、旧账簿、当年会议记录逐一比对，最终确认“反革命诬告陷害罪”不能成立。省委批准改判，文炳衡沉冤得雪。此案成为检察机关追溯纠错的经典样本。

五年间，他跑遍二十个省区，行程十多万公里。熟悉他的人常说，每次下基层，他行李箱最多的是案卷和放大镜。至1988年卸任检察长，检察系统几项制度——举报中心、公诉席前置、重大案件复查——已然成形，为后续司法改革提供共用模板。

1997年冬，他在北京病逝，终年八十三岁。吊唁者里，有渔民、有科技工作者，也有年轻检察官。追忆往昔，人们提到他的频率最高的两个词，一是“实事求是”，二是“敢顶风险”。这两个词，正好回答了他当年为何敢在“两个凡是”面前举手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