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碑上的两河流域文明

（来源：光明日报）

转自：光明日报

18世纪末，法国植物学家和探险家米肖在巴格达以南不远处的一座宫殿废墟里偶然发现了一块石碑，并将它买下带回巴黎。1801年，他把石碑卖给了法国国家图书馆，该石碑被命名为“米肖石碑”，目前仍收藏在法国国家图书馆，这是有确切记载的较早出土的加喜特界碑。

界碑的阿卡德语为Kudurru，是一种石碑，一般上半部刻着宗教题材的浮雕，如各种神灵的形象和武器等，下半部则刻写着楔形文字的各类文献。界碑主要存在于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2世纪的加喜特巴比伦时期，但界碑的起源可追溯至早王朝时期，一直存在于加喜特王朝之后的伊新第二王朝和新巴比伦王朝时期。

在米肖石碑之后，人们在两河流域又陆续发掘了多块界碑。目前，全世界收藏的界碑及残片约有160余块，其中保存较好的约有100块。两河流域80%以上界碑的制作材料为石灰岩，除此之外还有闪长岩和花岗岩。从造型上看，界碑的形制主要是长方体的石碑造型，圆柱形、圆锥形、椭圆形（蛋形）、方柱形、金字塔形、方尖碑形等也较为常见。从规模大小上来看，界碑最高不超过1米，最小的只有10厘米左右。界碑主要出土于两河流域南部的巴比伦尼亚地区，也就是加喜特王朝的核心统治区。此外，在亚述地区也出土了少量的界碑。

浮雕是界碑上最为显眼的一部分，也是界碑的重要组成部分。界碑浮雕图案中最为重要的是各种神灵的形象或象征，刻画神灵的目的是祈求神灵的保护和赐福，希望神灵对界碑记载的交易活动给予保护。

两河流域的神灵和象征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各种天体符号。太阳、月亮和星星等天体对人们的生活和生产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在两河流域，人们对这些天体进行崇拜，认为太阳是沙马神，月亮是辛神，金星是伊什塔尔神等；二是各种动植物形象。人们崇拜的动物主要有蛇龙（代表马尔杜克神）、狮子（代表伊什塔尔神）、龟（代表埃阿神）、蝎子（代表哈拉神）、蛇（代表萨塔拉神）、狗（代表古拉神）等，人们崇拜的植物主要是谷穗（代表植物女神沙拉）；三是人的形象。在一些情况下，神也会以人的形象出现。这些拟人化了的神灵主要是一些地位较高并且与人类具有密切关系的神灵，比如在创世史诗中创造了世界万物和人类的马尔杜克神，经常以一位智慧老人的形象出现。

铭文是界碑上最重要和最宝贵的部分，大多数界碑都刻写有铭文，铭文也是研究加喜特人政治和经济活动的重要资料。根据铭文内容中的参与者，我们可以把铭文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交易一方为国王（或王室成员）的活动，铭文内容多为土地的授予、土地所有权的重新认定、祭司圣职俸禄的授予以及赋役的豁免等。这类活动可定义为公共活动，记载这些活动的铭文称之为“公共事务铭文”。刻写“公共事务铭文”的界碑规模一般都较大，属于锥体或柱体，放置在田间地头或者神庙的公共场所。另一类是没有国王参与的交易活动，可以定义为私人活动。在这类“私人事务铭文”中，交易双方多为普通自由民。刻写“私人事务铭文”的界碑通常体积较小，为扁平的泥板状石碑，与普通泥板的区别就是材料不同。这些界碑一般由个人保管，并不放置在公共场所。“私人事务铭文”主要记载土地房屋等不动产买卖活动、私人土地授予活动、神庙俸禄的授予活动以及私人交易活动纠纷。

其实，两河流域从早王朝时期就出现了在石头上刻写土地交易的行为。从早王朝到阿卡德时期刻写土地买卖的石碑，被亚述学家命名为“古代界碑”。“古代界碑”上记载的经济行为比较单一，就是私人间的土地买卖，其中著名的马尼什吐苏方尖碑便记载了国王购买多块土地的情况。加喜特人应该是在“古代界碑”的影响之下形成了自己更加复杂的界碑。

学界长期以来认为加喜特巴比伦王朝是两河流域历史上的“黑暗时代”，一是因为该王朝的实力相对较弱，在古代两河流域历史以及当时的国际争霸中默默无闻，没有像之前古巴比伦王朝和后继的新巴比伦王朝那样取得熠熠生辉的耀眼功绩；二是因为加喜特王朝遗留下来的史料相对较少，对该王朝的认识依旧如“雾里看花”。界碑这种刻有浮雕和铭文的特殊文化载体，为我们深入了解加喜特时期的历史乃至整个两河流域文明的传承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和途径。

首先，加喜特巴比伦时期的界碑较为充分地体现了两河流域文明的传承性。无论在石头上刻写土地买卖等经济活动，还是刻画神灵，都是两河流域自早王朝以来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在加喜特人到来之前已经存在了近两千年。加喜特人的界碑，从形式到内容都与两河流域传统的战争纪念碑和宗教性石碑非常相似。加喜特人在吸收了两河流域石碑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创造了界碑这种刻写土地分配、俸禄授予以及赋税豁免等经济活动的记载方式。

其次，界碑反映了王权国家治理模式的变化。加喜特人虽然接管了巴比伦，建立了王朝，但国家只对巴比伦周围具有较强的统治力，对边远地区的控制力较弱。国家无法依赖原有的行政体系，因此不得不另寻新的治理模式。他们最终确立的新制度在理论上十分简洁：为奖励忠诚的臣民，国王将一个或多个村庄作为赏赐赠予他们。这些被赐予的土地和村庄可免除税收及其他义务，且不再受行省行政部门的管辖。对国王而言，这一制度还有另一项优势。当时地方行省政权普遍势力强大，且存在独立倾向，而让居住在行省境内却不受行省行政管控的忠诚臣民与这些地方势力并存，可对后者形成牵制。国王通过土地、神庙职位和免税权的授予等方式，建立了一套新的管理模式，使王室与地方势力、普通民众之间形成了一种新的平衡关系，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最后，界碑深化了人们对加喜特巴比伦王朝的正确认识。界碑承载了加喜特王朝的历史发展。该王朝虽然不像古巴比伦和新巴比伦王朝那样具有耀眼的文治武功，但加喜特人恢复了秩序、和平与统一，并保持了两河流域良好的文化传统。在政治与经济层面，加喜特人利用授予土地和税收豁免等方式致力于巩固国内政治和经济结构，他们建立起有效的中央集权体系，加强了对农业和贸易的管理，推动了巴比伦尼亚的繁荣和发展。尽管在某个时段，加喜特巴比伦王朝在政治上是不活跃的，但在文明的领域里仍具有很高的地位。加喜特巴比伦王朝并非两河流域历史上的“黑暗时代”，它在两河流域文明的历史发展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

（作者：李海峰，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